孔子书写《春秋》孔子书写《春秋》的目的，是要帮助汉代新王树立“正统”，这件事看上去有些荒诞，出生于春秋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数百年后的汉代改制立法？可是在公羊学的叙述中，孔子本来就是神秘的预言家，一个先知式的人物，虽然明眼人一望便知，孔子从先秦古墓中一跃而出，为汉帝制法，纯粹就是一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却又的确是汉朝建立“正统”的思想基础。孔子本身没有权位，只能称“素王”，“素”是“空”的意思，却被赋予超凡能力，伪托周文王预言汉代帝王的“改制故“素王”负责“立义”，“实王”负责“改制”，各司其职，各专其位。汉代制度变革，须遵循“义”和“道”并行不悖的双轨制安排。苏舆在评论董仲舒“素王改制说”时云：“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后能改元立号，制礼作乐，非圣人所能托。道不变者也，周德既弊，而圣人得假王者以起义而扶其失，俟来者之取鉴。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犹云为后殷商因修而昌，秦王变法而亡因为“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他举例说：“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如此一来，“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到之实”。苏舆评注：“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决不可改。”《盐铁论》则云：“上自黄帝，下至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商因修而昌，秦王变法而亡。”汉儒释读《春秋》(《尊道篇》)极言前朝的教训不可不计取。总结而言，汉儒释读《春秋》，大多绕不过去两个问题：一是时间统一与王位正统的关系，即“春王正月”如何排序；二是王位的宗法传承问题。第一个问题意味着孔子从尊周成王改尊周文王，因周文王乃一统之君，周成王是分裂之主，两者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汉代以前把《春秋》解释成尊奉周成王显然不符合孔子为汉代立法的思路，必须加以修正。故“春王正月”中的“王”就被置换成了“周文王”，预示汉帝所接续的是周文王遗脉，是一统之主，而非尊奉被春秋诸侯严重忽视，已呈衰败之象的周成王。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春秋宗族统系的承继脉络。宗族统系应传于嫡系，嫡系子孙理所当然世代继统，这是为大宗立的规矩。小宗从大宗分出旁支，经历五世就会分化演变，但正统之源仍应追溯至大宗嫡系，厘定身份名分，嫡系为本位正是“正”的本义之一，各宗支系均应奉为“统”之所在。这是宗法体制中的“正统”原则，须在树立新王时加以遵守。在春秋周室衰微，诸侯蜂起的历史情境下，没人会指望周朝万世一系，若以宗法传嫡解释“正统”之意只能在道理上立言，却无法在现实世界应验。总结鲁隐公名分非嫡系，只能以尊奉周王为名书写自己的历史，以博得正统称号。汉朝代秦而兴，就是要在宗法传嫡已经完全失效的前提下，为自己找出一个明确的当政理由，从周朝宗法体系外部寻找汉王登基的“正统”依据，随即成为汉室称帝的一条新路。雷家骥称此转变是由“内继”转为“外继”。如果一个朝代世系相沿，那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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