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面对社会上一些令人反感的现象时，或许不由自主就会说：这事儿要搁以前，想都不敢想。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进步与局限，以客观地眼光去审视不同的时代，我们会从其中获得不同的教训。举个例子：在古代，天子和达官显贵出巡，平常百姓自觉回避，前者尽量不扰乱后者的生活，后者也试着不冲撞前者的威严。这种默契令人赞叹，但也通常被视为封建社会腐朽阶级制度的体现。当今社会提倡人人平等，在公众的纵容下，抢道、霸座、插队甚至是碰瓷等现象反倒是屡禁不止了。
正如老生常谈的那样，事情总有两面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优缺点，就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秦时代来讲，“规矩”是当时的人们最恪守的准则，人人都以争当“君子”为荣。做事可以狠，但必须占道理；若是不占道理，自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底线，哪怕做某件事是为了民族大义，那么君子恐怕也会让自己承担一定的惩罚来弥补内心的愧疚。这样的价值观令人敬佩，但说来也让人毛骨悚然，难以理解。这篇文章，咱们就通过几个例子，看看先秦的君子们是如何捍卫“规矩”的。
我们先来讲讲一位名叫要离的吴国壮士的故事。
古人早有劝诫，切勿以貌取人，恐怕说的就是要离这样的人。要离其貌不扬，看上去甚至有些干瘪，但他却是个剑术大师。要离为人光正且十分硬核，当时，吴国有位名曰椒丘欣的勇士，此君一看就是勇武无比之人，他威名远播也洋洋得意，经常在众人面前炫耀。有一天，椒丘欣又在一群人面前装逼，不巧的是，要离也在其中。后者淡淡地说了一句：别吹了，你也不过如此，低调点不行吗？椒丘欣勃然大怒，扬言晚上就要去砍了他。哪知要离也懒得跑，干脆把自家大门打开，坐在屋子里等仇家上门。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椒丘欣一进门就把剑架在要离脖子上，不过他也挺懂规矩，知道不能无缘无故乱杀人，于是恶狠狠地说：我杀你是因为你犯了三个该师的错。其一，当众让我难堪；其二，知道要死却等死；其三，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关门，简直找死！虽然话说完了，椒丘欣也并不急着动手，还给要离留了反驳的机会。果然，要离不慌不忙地说：“我没‘三该死’，你却有‘三不肖’，知道吗？当众受辱不敢当场解决，还要半夜跑到这里来撒火，此为一不肖；把剑架在老子脑袋上，你才敢放狠话，此为二不肖；你做事如此不光明磊落，居然还有脸反过来指责我，此为三不肖。”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椒丘欣听完，二话不说把剑收回剑鞘，恭恭敬敬地欠着身子道歉：“别人连正眼看我都不敢，您却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似乎还很有道理，您才是真正的勇士啊！”
如果说这件事中两人遵守规则的做法还令人肃然起敬，那么要离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令人毛骨悚然了。要离刺庆忌是春秋末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要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光辉无比，他却觉得自己十分肮脏。当伍子胥将其推荐给吴王阖闾时，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庆忌并非奸险之辈，自己去当刺客下黑手并不十分符合君子之道；而面对吴王，不杀庆忌又违反了“君君臣臣”的规矩。换个角度考虑，要离也有自己的妻儿，要是舍生取义而抛弃妻儿，他还算人吗？结果，要离想出了一个不违反任何规矩的办法：他让吴王炮制罪行，将要离全家诛杀；要离带罪投奔庆忌，一下子就获得了对方的信赖。
事实证明，庆忌在历史上的形象也许不甚光彩，但他也的确是个君子：要离一击得手后，庆忌一把抓住他的脑袋，连续按进水里好几次。不过，庆忌没杀要离，还吩咐手下也别杀。他给的理由令人肃然：“我俩都是天下的勇士，今天我要死了，难道还能在一天之内让天下连续折损两位勇士吗？”庆忌前脚刚去，要离就要投江自尽；被救起后，他又拒绝封赏，最终自断手足并伏剑自刎。
要离的例子充满血腥，细看又有点变态，咱们下面要讲的一对君臣却都不是啥好货。春秋时期的齐国明君辈出，前有意欲称霸于诸侯的齐灵公，后有心怀壮志的齐景公，中间却夹了个奇葩的齐后庄公（也称齐庄公）。后庄公虽治国不见得有多高明，但驭人还算多少有点本事，然而，他却犯了个荒谬至极的糊涂——天下女子那么多，齐后庄公看不上，偏偏看上了大夫崔杼的夫人东郭姜。史书记载了东郭姜的美貌，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未免也太没出息了点：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跟大臣的老婆搞婚外恋，更过分的是，崔杼以生病为由赖在家里盯着老婆，齐后庄公居然跑到崔杼家里接着搞。
这事儿摆明了是齐后庄公不对，破坏了礼义廉耻的规矩，但崔杼随后破坏的规矩更严重——直接把国君给杀了。显然，崔杼对此还是心有芥蒂的：弑君之后，他特意找来史官，要他把齐后庄公之死写成患病暴毙；若是顺从，官爵财富大大地有。谁料太史伯提笔就写下“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一看大怒，毫不犹豫地将其杀了。随后，崔杼又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找来（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做了相同的许诺。哥哥的尸体就在一边，哪知太史仲也是个硬脖子，提笔写下了同样的话。崔杼杀了太史仲，又把三弟太史叔找来，威胁道：你可想好，你俩哥哥不听话，这就是下场。太史叔义正言辞地回击：“按照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史家应当恪守的规矩；与其失职，还不如一死了之！”说着，太史叔又在竹简上写了相同的话。
即便是崔杼性格乖张，权势熏天，看到这种情况也被震住了，转而深深叹气。史官们前赴后继地以生命捍卫规矩，最终，崔杼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罪行被载入史册。
这两个例子一个残酷一个悲壮，下面咱们讲个轻松点的。欧洲历史上有个词曰“绅士战争”，实际上，先秦时代早期，诸侯之间的战争比绅士还要绅士。如果一个国家要打另一个，事先一定要先奉上战书；战书语气还一定要恭敬客气，不能像明清皇帝那样居高临下威风八面的宣战诏书，那会儿的战书简直就像请柬，类似于“鄙国想找贵国打一架，不知道贵国有没有时间”云云。一旦约仗成功，双方还要选好地点和自家军队的方位，派兵列阵时且不可越界。当然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也是相当出名的规矩。据说，战俘中只要有人有一根白头发，那么战胜国都要将其释放。《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有个典故叫“退避三舍”，虽然它总被当成一个典型被反复提及，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典故的主人公晋文公的做法反而是高尚的，而楚军也只是跟着晋军一步步后撤，没有半路搞偷袭，白白错失军事良机，等着晋文公履行了承诺，反过头来吊打楚军——这虽然看起来有点蠢，但难道不也十分高尚吗？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总能看到历史不同的姿态，这也许便是它最迷人的地方了。若换个角度来看，先秦时期的诸多奇谋妙计，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当时人们约定俗成的规矩的突然破坏。
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这个问题也要辩证地看。我们不该将“规矩”视为“教条”，而是更适合将其看作一条底线。若先贤们一早就能接受在底线之内变通的道理，恐怕就不会出现诸多类似于“要离请君弑杀妻儿”的惨剧了。好在先贤们很快就想明白了这一点，先秦早期令人有些畏惧的“规矩”，因为变通而变得更加使人敬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