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秦、晋崤之战结束后，晋襄公误信了嫡母怀嬴的谎话，放走了被俘虏的三名秦国将领，晋国元帅先轸勃然大怒，在朝见时怒斥晋襄公，并且朝晋襄公吐了口水。当时贵族是非常讲究“礼”的，远未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程度，在朝堂上对着君主吐口水是极其无礼的行为，如果遇到严苛的君主这种行为足以抄家灭门了。不过晋襄公是个老实人，并没有责怪先轸的无礼，事后还为自己错误的放走了秦将的行为向先轸道歉。先轸是一个守礼的君子，晋襄公虽然大度的原谅了他，先轸却因为自己对国君无礼却没有收到惩罚而越发自责。
这一年八月，因为晋国有国丧，北方的野蛮人白狄乘机入侵。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华夏“与”蛮夷“，即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古代华夏种族居于中原，当时中原周边则落后的多，因此古时候的华夏人或者中国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不仅是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围的其他种群都是野蛮人，为了方便区别这些造型各异的野蛮人还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朗朗上口还便于记忆。关于“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上有三个阶段：血缘阶段，地缘阶段，服饰、礼仪等文化标准阶段。春秋时期的中原各国已经完全是依据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或称夏、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比起某些到了二十世纪还依据肤色、血统来划分种群的国家，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文明的底蕴。
到了周朝，华夷之辨的标准就是“周礼”，比如当时的杞国人，是夏朝的后裔，血统上绝对纯净，然而杞国人比较喜欢夷人的礼仪，因此被中原各国视为另类，比如成语“杞人忧天”就是在拿杞国人开涮；在比如南方的楚国，国君是芈姓，跟周王室的姬姓泾渭分明，再往上能否追溯到炎黄都说不好，但是春秋后期楚国逐渐接受了周礼之后，楚文明便逐渐被华夏文明接纳。
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周礼中非常重要的“礼不伐丧”，除了个别的特例，春秋时期的中原各国都严守这一原则。比如《左传·襄公十九年》“晋士匀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左传·襄公四年》“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秦国趁着晋国有国丧派兵穿越晋国南部边境，崤之战时在道义上就完全处于劣势，也遭到了后世史书的一致唾弃。白狄明知晋国有国丧却来趁火打劫，“野蛮人”这个标签贴在他们身上一点都不冤。
公元前年8月的这一次入侵的规模似乎很大，作为晋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先轸亲自领兵在箕[jī]地与白狄交战，此战晋军大败白狄（对野蛮人战斗力50%加成？），并且俘虏了白狄的首领。事情到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对于霸气十足的晋国来说这只是无数次军事胜利中的又一次而已，然而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大致意思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君主面前肆意妄为却没有受到惩罚，难道不应该自己惩罚自己吗？于是脱下了盔甲独自冲入敌阵，最终战死沙场。以死明志，这就是有节操的古人的作风。
箕之战先轸，姬姓，先氏，年轻时就与晋文公相识，之后追随晋文公流亡了十九年，晋文公即位之后为晋国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先轸的指挥下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崤之战中全歼秦军，先轸以其出众的谋略为文、襄霸业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后盾。晋国赵衰评价为“先轸有谋”，城濮之战前正是先轸劝说晋文公主动出兵救援宋国，将国家的外交跟战略融合在一起，互相配合，这是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发展中重要的事件。
晋襄公对于先轸的死十分悲痛，于是提拔了先轸之子先且居为元帅。先轸之死可以认为是崤之战的余波，晋国赢了战争却失去了一名优秀的统帅，秦国虽然战败但是孟明视回国之后正在苦心经营以图一雪前耻。如何解决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这是先且居子承父业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关于秦晋之间的战争与纠葛，请期待下文——秦晋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