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集大成中国需要一部全民文化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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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孙策

笔者诚恳建议,编撰一本《高铁经》(暂代称),以高铁为经纬,内容以“今之诗三百”与“今之水经注”为概念。这将是一个建筑在前述“今之史记”之上的文学著作,需要集合全国最优秀的文字、摄影、美术、影片、动画、音乐工作者协力完成,并作为全民教育的文化基本教材。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句话听了半个世纪。终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然而,距离“中国人的世纪”隐含的“中国人主导世界”的境界,只怕还有满大一段距离。

中国凭什么想要在国际社会领导群伦?靠经济力?军事力?这两者都是必要条件,但是仍然不够。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前二者就是经济力、军事力,至于“民信之矣”,不同诠释很多,在这里,借用《孙子兵法》说的“令民与上同意”来诠释,也就是全国自上到下思想一致。

试想,十三亿人心意相通,这个能量何其之大?可是,要让十三亿人心意相通,这个任务又何其之艰?而途径只有一条:搬出中华三千年的文化底蕴,先以之令十三亿人“同意”,得以发扬中华文化原力,并以之感染世界上其他国族,然后中国领导群伦乃能实至名归。

搬出三千年文化,说来轻松,中华文化何其浩瀚,怎么让十三亿人吸收?好的条件是数字化科技已有飞跃的进步,知识的载具数字化以后,不必再“汗牛充栋”,且可以光速到达,需要的是做一次总整理。历代盛世都曾对古今图书做集成,例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但是这些大部头的文库只是收罗,却没有做去芜存菁的工作,称不得集大成。

《太平御览》

“集成”和“集大成”的差别,除了去芜存菁,更在于能将时代生命注入,令古为今用。然后,编成一部可以让多数人耳熟能详、琅琅上口的全民文化宝典。

《永乐大典》

《四库全书》

历史上有两位“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司马迁。

“集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讃语:“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而孟子对“集大成”的定义,则是“始终条理”。

孔子做了什么“集大成”的事情?一是《诗三百》,一是《春秋》。

《春秋》就是鲁国编年史

《诗经》是古代经典,但诗的源头其实是民风歌谣。周天子的太师(乐官)派人到各地去采集民间歌谣,采集回来以后,由太师整理成诗歌。有旋律、有节奏、字数均齐、韵脚调协,并且以琴瑟钟鼓伴奏,于是超越了民歌的抒情层次,也超越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层次,可以登庙堂之上了。

到孔子的时候,这样的诗歌有三千多首,唱不完也记不全,且只有少部分会经常被唱到,因此就有失散、失传的危险。孔子做了一件事,将三千首诗歌删减、整理成为首(简称《诗三百》),同时将这首诗歌“条理”成国风、小雅、大雅、颂四大部分。国风就是各诸侯国的土风诗歌;雅是宫廷朝会或宴会的诗歌(其中少部分是民歌,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则是宗庙祭典的音乐。

孔子将三千首诗歌删减、整理成为首(简称《诗三百》)

除了条理化之外,孔子还采取了“断章取义”的方法,藉《诗》来教育学生,例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本说的是治玉,孔子将之引申到做学问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原本是歌咏美人天生丽质,孔子将末句引申为“素以成章”,也就是学习以提升气质。而这正是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的意思所在:春秋是一个知识爆发的时代,庶民开始被允许读书,孔子开风气之先“有教无类”。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易言之,《诗经》是歌谣、音乐,也是文学、历史、地理、博物,甚至是时事评论与社会学、品德课,也就是一部万用教材。于是庶民琅琅上口的诗歌,乃成为绝佳启蒙教材,而前人流传下来的歌谣,于焉注入了时代生命。

《春秋》是鲁国国史,可是孔子却不只记载鲁国的事情。他将当时诸侯国发生的大事情,都记载入了《春秋》——也就是一部具有国际观的鲁国史。

易言之,孔子体认到,诸侯国际发生的事情,都对鲁国造成了影响,这在当时毋宁是一种突破国界的视野。且由于这种视野,“春秋三传”乃成为后世治史者公认的“春秋史”。更因为孔子的国际观,“天下一家”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共识,“大一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孟子的政治主张“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就是承继孔子而来,而孟子称扬孔子“集大成”,《春秋》能集天下大事于鲁史,也是理由之一。

司马迁呢?他集了什么大成?

司马迁生逢汉武帝盛世,更因身为太史令,拥有最多资源,“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本人更充满使命感,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他写《史记》,能够超越从前的“编年大事记”体裁,将黄帝到汉武帝条理为“十二本纪”;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并时异世”条理为“表”(共十表),方便对照;将礼乐典章与山川律历,条理为“八书”;诸侯与辅弼股肱之臣,作“三十世家”,重要人物作“七十列传”。如此体裁,既将前述“毕集太史公家”的所有史料做了一次去芜存菁,并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纪传体”,以人物为历史的主体,后来(《汉书》以次)的历朝史书都是模仿《史记》。因此他能自诩“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也是将古籍去芜存菁条理化,并注入时代生命。

《史记》

汉武帝盛世有着强大的经济力和军事力,而同样建立盛世、且版图还超过汉武帝的明成祖与清乾隆,之所以历史评价却不如汉武帝,一个无可取代的因素就是汉武帝“独尊儒家”,统一了人民的思想,能够汇聚全国人民“上下同意”的文化力,再加上出现了司马迁这样的“集大成”伟才。

司马迁

话说回来,中国今天已经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力、军事力,但要想“开千年未有之盛世”,仍在于文化方面能够做一番“集大成”的事业。不但要能将三千年文化资产去芜存菁、重新条理,还要能为自古至今的文化资产“注入时代生命”,包括全球化的视野与天下一家的怀抱。

明确一点说,先做古今图书的数字化集成工作,事实上,这方面工作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但是尚须有一个单位总其成。这个单位要将庞大的文化资产“去芜存菁与条理化”,编成一部“今之史记”(或为了包罗所有知识领域,也可编成数部),除了能够通古今之变,还要能够成一家之言。体裁更不能仅限于文字,必须是文字、图片、声音(包括音乐)、影片,乃至图表等格式,好在数字化科技已经可以完全支持这项工作,而且能够以互联网让所有知识“以网络连结,以光速查阅”。

然后,就是编一部“今之诗三百”。其实,孔子的《诗三百》在当时是一种文化创新,将民间多彩多样的歌谣格式化、知识化,并以优美、幽雅的诗词,让全民易于传唱,让全民都能琅琅上口或耳熟能详,内容又包罗各种知识——当所有“小子”都读了《诗》,自然容易达到“上下同意”的境界。

当然,如今要编一部现代全民都容易吸收的文化宝典,不能再采用“诗三百”的体裁,而应该包含所有现代化的知识形式(图片、音乐、影片、动画等等),而条理也不能再采用“风雅颂”。

于此,笔者推荐一本古籍《水经注》。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撰,说是注解《水经》,其实远远超越《水经》,是一部独立著作。《水经》是记载中国河流湖泊的一本地理书,历代版本很多,但内容率皆简约,参考价值不高。《水经》全文约八千二百字,而郦道元的“注”却是三十四万五千字的巨著。事实上,郦道元只是用《水经》为经纬,除了自然地理之外,加入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料,包括历史、地理、人物、歌谣、文学、传说,乃至各地方的生物、矿藏、产业。尤其对运输业记叙甚详,除了水运,更兼及陆路运输,因此对各处桥梁、津渡等多有记载;对各地的城市建设记载更称得上丰富多彩。又由于当时正处南北朝战乱频仍时代,人口流动(或说流离)频繁,书中记叙了很多“侨郡县”的出现原因与“地理交流”的境况。同时也记叙了少数民族的分布和活动,乃至其语言和风俗。

《水经注》的文学成就,是它对后世的最大贡献。事实上,本书之受人注意,就是因为郦道元的文学造诣。最早,《水经注》是被当作游记看待的。明末一位学者张岱评断:“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柳子厚就是柳宗元,《永州八记》脍炙人口,还得排在郦道元后面,可见郦道元写作技巧的高明。(注:袁中郎名袁宏道,游记汇集《袁中郎游记》)

大家琅琅上口的李白七绝《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他当年回程下三峡的作品;另外,李白有一首五律《上三峡》: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这二首诗的典故,包括“朝发白帝,暮到江陵”“两岸猿声”“三朝三暮,黄牛如故”都出自《水经注》的“江水注”。李白才高气傲,仍然引用《水经注》的典故,郦道元的文学技巧得后人推崇,显非兴致。

《水经注》还有两个特色,引用前人书籍很多,收集地方歌谣、传说很多。也就是说,郦道元其实写了一本当时的“诗三百”,他利用了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水运作为条理的经纬,文体则大量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四六骈体。但是郦道元却称不上“集大成”,因为北魏虽然征服了北方,却未能统一南方。

今天的中国是大一统的,而且称得上盛世。也就是说,孔子或郦道元将对如此条件羡慕不已,司马迁则会羡慕今天的交通发达:他花了十年左右时间游历到达的地方(江淮、中原、巴蜀、云贵),今天可能数月就可以完成。

至此,笔者诚恳建议,编撰一本《高铁经》(暂代称),以高铁为经纬,内容以“今之诗三百”与“今之水经注”为概念。这将是一个建筑在前述“今之史记”之上的文学著作,需要集合全国最优秀的文字、摄影、美术、影片、动画、音乐工作者协力完成,并作为全民教育的文化基本教材。而高铁建设不但在国内已经有相当覆盖比率,《高铁经》亦将使国人建立“大一统”共识;同时“一带一路”正逐步开展,轨道所及,《高铁经》亦步亦趋,更能建立国人“天下一家”的视野与心胸。

若能以十年编纂、十年教育为期,二十年后可望“十三亿人上下同意”。中国的文化力量加入整体国力,领导世界方才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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