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名画录》作为一部记载唐末五代西蜀绘画的画学专著，在历代美术史研究中都享有较高的声誉，它集中国古代画学写作的两种基本形式——品评与史传——于一身，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的史学著作规范。
作为《益州名画录》的写作者，黄休复的身份常被学界所忽略，美术史上对黄休复的介绍也仅寥寥数语。实际上，这一趋向自《益州名画录》成书之日起似乎就有预兆，也许因为他并不像张彦远那样具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也许因为五代入宋时纷繁的政治社会局面，没有很好地记录和保留他的事迹，还有可能源于他自身深居简出的隐逸性格，总而言之，历代史籍中有关黄休复其人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与此相对，《益州名画录》其书却在画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黄休复生平考索
（一）黄休复其人
黄休复于正史中无传，平日博览群书尤其通晓《春秋》学，还曾校春秋三传。对炼丹之术颇有了解，靠售卖丹药供养父母，其品行为世所称赞。此外他还潜心于顾恺之、陆探微之艺术，深得其中旨趣，家中收藏晋唐以来的书画佳作，以欣赏品鉴为乐。
黄休复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益州名画录》所记载的核心成都府城，而是包括了成都以西永康军域内，永康军一名定于太平兴国三年（），领原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导江二县。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黄休复日常交往范围较广，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交往人群身份的多元上，按《茅亭客话》所录，其中既包括了如李谌、孙知微、黄延矩这样有德才而不愿出仕的处士，也有像李畋、任玠等博通经史且有仕途经历之人。此外，黄休复与僧道之士也常有来。
在宋代蜀学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宋初至仁宗朝这一时段可被认为是宋代蜀学的萌芽与草创期，其中以陈抟、乐安与龙昌期三人为代表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如图南学派、乐安学派这样颇具规模的治学团体，其中乐安学派虽在后世影响逐渐式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以任奉古为中心，其成员包括李畋、任玠、张逵、杨锡、张及等人在内的学术团体几乎都在黄休的交往范围内。
通过对黄休复的知识体系进行分类，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黄休复对儒家经典的体认，其中以春秋学和易学为主；第二，对道家和道教的涉猎，中尤其以升仙与炼丹之术的相关著作为主，旁及医书；第三，对史书与笔记小说的观照；第四，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和爱好。
二、《益州名画录》的思想背景与蜀地文人概观
（一）唐中叶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
实际上在唐朝立国之初，统治者就已经从历史的经验中意识到了发展儒学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性所在，因此在这一时期内曾大力地推广儒学的复兴，如高祖时期就下诏“兴化崇儒”，太宗年间这一倡儒思潮更盛，不光太宗本人表示了儒学浓厚的兴趣外，王朝还在观二年（）接受了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等人的建议，将孔子升为“先圣”，并于太学春秋释奠，以先师颜回为配享。
自安史之乱后，相当数量的一批士人将这次震荡的根源归结为儒学正统思想的长期萎靡，发出了“儒风不振久矣”的感慨。所以这场所谓的文学复古运动从表面上看仅仅体现为对以骈文为代表的文风的反对，是针对文体和文风方面的改革，然而究其实质，是将文学纳入儒学的体系中，将文体变革与儒学复兴紧密结合起来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二）宋初蜀地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北宋初年涌现了以胡瑗、孙复和石介为代表的学者，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从经典中发掘新的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对经典重新进行诠释与解读，开启了以阐明义理为导向的学术风气，将宋学向义理之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若是没有唐代后的学风影响，宋人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成就的。
晚唐五代，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步瓦解，地方政权揭竿而起独立自治。中原地区的混乱形势迫使许多唐代的名门世族纷纷迁往安稳的蜀地避乱，其中以唐二帝入蜀作为标志事件，《资治通鉴》也言“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这样一批迁入者的到来可以说为蜀地注了新鲜的思想活力，带来了大量的文化资源，以人员流动为载体的思想传播实现了效果的最化，促使蜀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西蜀的佛道氛围自古以来就有着较为浓厚，具体说来佛教信仰在蜀地的盛行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段，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成都就作为多数西陲而来僧人的中转站，以敦煌人释道为例，据《续高僧传》记载他就曾经游于成都，初唐时玄奘在西行求法之前也曾于成都大圣寺有过一段修习经历，可见唐代初年蜀地的佛教事业已经十分兴盛。
（三）宋初蜀地文人心态：“不乐仕宦”现象的探析
从表面上看，蜀地文人以倾向道家隐遁的方式存于世上，并以炼丹养生作为其保身之道。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他虽隐世但却未曾忘世，对于儒家伦理他们还是抱有希望，对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也十分的注，其忧国忧民之心从未泯灭。
他们只不过是清楚地意识到面对当今的局势，个体的力量很难变什么，所以只能暂且以隐遁的形式修身以俟之。就黄休复来说，以上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他我们曾在第一章对他的读书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可见以儒、道为代表的两家思想对黄休复影响是巨大的，它们看似牴牾实则相融。
他们固然饱览经籍，但很少抱有功利的目的，平日中为人低调，不以文才相炫耀也不以扬名为旨归，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人格立，虽身处山中但仍坚定于自己的志向。
三、黄休复的画学观念与《益州名画录》的写作
（一）《益州名画录》的写作动机与目的
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以两章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蜀地这两次丧乱的经过，开篇以《左传》“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喻指此次甲午之乱，他从身旁好友、驻蜀官吏、僧道群体以至普通百姓等多个视角，为读者还原了当时蜀地纷乱的现实状况。联系黄休复平日中对《春秋》学的研究，可以印证他内心深处应该是具有某种政治诉求和经世之志的。
黄休复有感于蜀地丧乱对文化艺术的破坏而萌生了写作《益州名画录》的念头，这本身就体现了他作为儒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立言”这一维度的追求。同时，也借此明证他并非是那种充耳不闻天下事的人，相反他对社会抱有极其强烈的现实观照。另一方面，果说对艺术的尤其关怀是出自个人的取向，那么他对于“后学”的惦念则明确体现了他作为儒士在文化层面上的责任与使命感。
（二）《益州名画录》的著述体例与性质
由于《益州名画录》“四格”品目的确立对后世书画品评影响颇深，尤其是品目顺序的重新调整导致对“逸格”价值的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