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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初年就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晋大夫籍氏世代掌晋之典册；晋太史董狐也是立于君侧书言记事的官吏。史、籍之间已有明确分工，籍的主要职责是收藏整理前代口传下来的典章政令，史则负责国内外的重要史事以及国君与臣下的对话、行为等的记录。可见西周时期晋国的史学仅处于史料收藏和整理阶段，较为完善的史学著作到春秋战国之际方才出现。以《晋乘》和《竹书纪年》为代表的史学晋国记载的历史称《晋乘》，此书战国时还保存完好，为诸子多所征引。
晋太史董狐绘图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晋乘》被焚，故《汉书·艺文志》未见著录。现存的《晋史乘》有42则，每则记一事，首尾完整，不系年月篇首各有一题，可能为后人所加，全部记晋文公一朝的事迹。从内容看，其中有20则不见于经传；见于经传的，有些只字不差，有些大同小异。其文字较《左传》《国语》浅近鄙俗，但亦属先秦文风。由于其内容有法不阿贵的思想和对士阶层的格外重视，很可能作者是三晋之人。而书中所记人物张冠李戴，可见春秋时期晋国官府的史料流传到战国时期，人们的记忆上已经发生了混淆。
晋文公绘图如果把《晋史乘》与《韩非子》对照，可知42则史实凡不见于经传者，几乎都是从《韩非子》中辑摘的，而且是原文照录，可见现存之《晋史乘》亦非《晋乘》原貌。尽管《晋乘》已佚，但是晋国注重记录史事、以前车为鉴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竹书纪年》是西晋太康二年（）在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据《晋书·束皙传》可知原书共13篇。其书上自夏代，下继殷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时魏国的历史，止于魏襄王时。
竹书纪年其记述方式和立意原则与《春秋经》大体相同。是书在宋代已亡佚。清代朱佑曾辑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后又据朱本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根据王本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此外，宋元以来还流传《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竹书纪年》是编年体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
青铜铭文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很高。此外，该书还记载了夏、商、西周的王室总数和总年数，这一点值得注意。从《晋乘》到《竹书纪年》，反映出山西区域文明的史学传统具有极强的延续性，这与史官的家族传承和高度的职业操守息息相关，如董氏家族世代为晋国的史官，在家族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后来董狐不畏惧赵氏势力，秉笔直书，成为后世佳话。《唐风》《魏风》《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内容反映了周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堪称周王朝的百科全书。
诗经绘图其中《唐风》和《魏风》19篇不仅反映了唐国和魏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及民生、民情、民风，更保留了唐国和魏国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唐风》中的《鸨羽》大呼“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反映出山西区域文明下，人们勇于突破束缚，向权威挑战的心理；《蟋蟀》的作者不仅提倡人们要“及时行乐”，同时还要兼顾“职思其居”“职思其外”“职思其忧”，要“好乐无荒”，体现了晋人积极的人生观；《唐风》中的《杕杜》反映了人们对变革的支持，而《采苓》则号召人们不要听信谗言，以免误国误民，反映出晋人的忧患意识。
山西湘峪古城《魏风》的《伐檀》《硕鼠》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十亩之间》描绘出的世外桃源景象反映了魏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除此之外，《唐风》和《魏风》中还有一些诗篇反映了现实当中战争频繁和兵役繁重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创伤，但是这些诗篇没有一字透露出对战争的怨憎和对国君的仇恨，可谓“哀而不怨，怨而不怒”，这在《经》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唐风》和《魏风》中还有一些作品描写美好的田园风光，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劳动的赞美，有的则歌颂爱情、婚姻和家庭。如《十亩之间》《椒聊》《绸缪》《无衣》《有之杜》《汾沮洳》等。
参考资料
·《唐风》
·《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