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春秋左传·庄公十年》
熟悉古代历史的朋友应当对这句话不陌生，这是《曹刿论战》中曹刿在长勺之战时所言的经典名句，意思是（敌军）前两次击鼓时，会大大损耗士气，当第三次击鼓后，敌军士气已经衰竭，便可以攻打了。
曹刿论战的历史故事，给予后世军事智慧和深刻的处事道理，而曹刿的这段历史所发生的时代，其实还有许多或惊心动魄、或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这段历史被世人称为“春秋”。
说起春秋，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与之经常同时出现的战国时期，战国也有许多经典流传至今，比如“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虽然春秋、战国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同处于一个时代，但是这两段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也因此被分别命名。
那么，“春秋战国”究竟是什么朝代呢？两者命名的依据是什么？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这朗朗上口的儿歌，已经详细诠释了这段古代历史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周分为西周、东周，而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
西周从公元前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开始，至前年周幽王被灭终止；紧接着，周平王开始了这段较为动荡的春秋时期；一直到公元前年，周威烈王立韩、赵、魏诸侯国，这也标志着烽火战乱的战国时期到来了。
从整个历史轮廓中，我们会发现，西周、春秋、战国的统治者其实并未改变根本的性质，他们基本都是“周家人”。
因为这三个时代其实共同属于周朝，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其身份血统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统治者都是周的命脉和子孙。
然而，西周、春秋、战国却有着不同的属性和特征，这也是它们被区分为不同时期的原因。
从政治特点和社会特点出发，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三个时期独有的文明氛围。
首先，我们都知道，商代末期至西周整个时期，沿用的制度是分封制，而春秋、战国时期表面上仍旧为分封制，实则已经开始沿用郡县制。
分封制是指，以周天子为中心，其子孙后代及有血脉的后代被分封为诸侯并封地，诸侯在管理封地的同时需要听从周天子的统治。诸侯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被子孙后代继承。
郡县制则是指，天子任免不具有皇室血脉的人为郡守、县令，管理属于自己的地区，郡守、县令等位置并不可以被世袭，这也是郡县制、分封制最大的区别。
因此，从此处我们便可以得知，分封制下掌握实际权力的人只有皇室中人，而郡县制下则是权力分散的（不过能够被任命的人也并不是平民老百姓，都是在社会中有较高地位和名望的人）。
在了解了这两个政治制度后，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曾在西周风靡一时的分封制，最终会被郡县制替代呢？
究其原因，只不过是“权力”二字的魅力所在。
在历朝历代中，争夺权力的腥风血雨从未停止。如唐朝时李世民杀害兄弟，还逼迫自己的父亲下位。父子、兄弟之间尚且如此，那么血缘关系较远的表亲更不可能和睦相处了。
西周时，诸侯与周天子之间都是有血缘关系的，而诸侯们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他们既与其他诸侯心生嫌隙，更有甚者对周天子之位虎视眈眈，这也造成西周后期朝政十分混乱，各个诸侯国不仅战事连连，而且周天子都被逼退。
正是由于权力过于分散，天子已察觉到自身的位置受到威胁，因此从春秋开始，周天子便广招郡守、县令，以非皇室血脉之人来对抗诸侯，从而达到集权的目的。
或许，这周天子的选择是明确的，但是此时的周氏王朝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改变。
这时的郡县制还处于一个雏形状态，并不能给日渐衰微的王权以助力。与此同时，春秋时期雄起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也在宣告着王权式微。
正是由于西周时，权力统统属于周氏血脉，春秋时却逐渐分散给“外人”，因此以春秋五霸为首的诸侯自然会感到不满。
直至战国，其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其实就是诸侯对抗周天子权力、对抗郡县制造成的局面。
总的来看，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是逐渐下跌的，政治秩序也由井然有序变得逐渐混乱，社会秩序同样也是如此。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印记以祭祀这样的礼节为主题，而战国时期则多为战争。
说起战争，这也是“战国”这一名字的由来。战国的说法出自西汉刘向的《战国策》，我们所熟悉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出自其中的名篇。《战国策》讲述的主要就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发生的名人轶事，以小见大，用小人物事件投影至宏大的战国历史。
既然“战国”出自《战国策》，与之类似的，“春秋”的出处其实也是著作《春秋》。《春秋》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六经”之一，为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编著。
《春秋》这一著作命名的来源是，我国古时的历法先有春秋，随后才区分冬夏。在《春秋》之后，还诞生了一种时髦的文体“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内容短小精悍，且寓意深远，因此春秋笔法也多形容委婉、含蓄且意思深远的著作。
而“春秋”这一时代的命名，来源可能是这一著作，但也有说法认为，“春秋”指代的是诸侯在每年春、秋季向周天子朝拜的礼节制度。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春秋”二字所蕴含的意义十分广阔，看到这两字，或许总使人想起春秋时期的诸侯之争及士大夫源远流长的古人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