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史话十三春秋中隐公两次建城被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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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讲了两篇“秦国史话”,让咱们告别了秦国史上非常英明的一代国君秦文公,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代国君秦宪公。并通过对宪公迁都后与荡氏、亳戎一系列征伐的讲述,咱们更是发现了秦国已经重启了东进的计划。然而,别看秦国在西部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着,咱们还是不得不回到东部地区来。因为,鲁国的代理国君隐公这一次又做了件被《春秋》特意记录,又被史学家们大加讥讽的事。那隐公这次又干了什么事呢?咱们这就来叙上一叙。

要说鲁隐公姬息其人,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君,但为人处世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哪怕此前的讲述中,咱们曾提到过很多次史学家们对他的诟病,可分析下来会发现,真正算得上是他所犯之错,也就“棠地观鱼”这一件事而已。更何况“观鱼”这件事也是他在压抑了许久之后,想给自己放松放松,还是可以理解的。

臧僖伯谏隐公观鱼

不过,就算此前的那些诟病都算是误会他了,这一次隐公恐怕也难辞其咎了。因为,在隐公七年和九年这两个年头里,姬息愣是把同一个“错误”连续犯了两次,您说说这能不让“春秋三传”的作者对他口诛笔伐一番么?可是说了这半天,“闲叙”你还是没有说隐公到底干了什么事啊。其实,隐公这次办的“错事”,便是建了中丘(隐公七年)、郎(隐公九年)这两座城。

看到这里或许有朋友会感到奇怪了,按说隐公要建造的是两座城池,并非是什么宫殿或者纪念碑,说明他肯定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和名声,理应得到肯定才是啊。为什么“三传”的作者都要指责他呢?这是因为在建城这件事上,有两个漏洞被史家们给抓住了,才让隐公不仅没被表扬,还被批评了。而这两个漏洞是:其一,《公羊传》、《谷梁传》所指出的劳民伤财。虽然两本书的作者一人着重说的是隐公建城徭役加重,另一人说的是隐公建城会周而复始、反复带来新的徭役。但总的来说就是诟病他给人民带来过重的负担了。其二,《左传》给隐公扣了个大帽子,认为他建城“不时”,即营建的时机不对。

读了“三传”作者给出的理由,第一条漏洞比较好理解,毕竟这增加徭役的事儿,是古代一直被拿来批评国君的最好借口。例如万里长城的修建,不也被民间用“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来加以讽刺么,恐怕隐公建的这两座城,也让当时的百姓感到不满了。可是,左丘明先生提出的“不时”就不太好理解了,难道中丘、郎这两座城开工的黄历不对?当时不宜修葺建造么?

孟姜女哭长城

其实,大家也不用想象得那么夸张,左先生提到的“时机”与风水、黄历没什么关系,而是跟当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时直接挂钩的。各位可以看一下《春秋》或者“三传”的记载,中丘城和郎城所营建的年份和地点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便是建城的季节都是当年的夏季。

众所周知,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特别是周代,更是把农业作为国家的主要生产力。而夏季这个上承春播、下启秋收的重要时节,甚至其本身也存在着夏收、夏播的重要工作,当然应该让百姓安心耕种才是。所以先秦时期,大多数的战争都应该发生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期,也是基于保证生产的原因。可是,鲁隐公却偏偏在两年的夏季调集民夫去建城,难怪会被《左传》以“不时”的头衔记录下来。

春播、秋收,夏季刚好处于关键时节

可是,鲁隐公这位一向遵守祖制的代理国君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难道他不懂得农耕的重要么?更何况翻看史书不难发现,在建郎城之前,鲁国还连续遇到了螟灾(即螟虫之灾,发生于隐公八年秋)、大雨雪(即雨雪大到不正常的天象,发生于隐公九年年初,且发生了两次)。显然,鲁国在隐公九年的时候,农耕已经深受影响了,更不应该在夏季继续征用民夫去建城了。而隐公还是坚持把“城郎”这件事给执行了,说明一定有什么不可抵抗的原因,让他必须要建这座城。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逼着他都不能顾及农时了呢?

这就是在下一直在说的,读历史不能只看当时发生的事情,应当综合前后因果来进行研究。隐公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建中丘、郎这两座城,其原因恐怕就与营建两座城之间空闲出来的这一年,即隐公八年所发生的郑、鲁“祊易许田”有关。各位可以随我看看下面这张地图,其上标注了祊地、中丘、郎这三个地方,可以看出祊地刚好在隐公新建的两城之间。而两座新城互为犄角,三个地方鼎足相靠的位置关系,也说明中丘城和郎城是用来护卫祊地这个鲁国刚刚获得的土地。

祊、中丘、郎三地位置关系示意图

毕竟,祊地以北、以西都是鲁国自己的疆域,比较安全。可祊地向东便与莒国接壤,向南又临近徐国,甚至离楚国也不是太远。以祊地刚刚被接收,防御力不足的条件,很容易被他国侵占。再加上鲁国人又十分看重这片土地的重要意义(即用来帮天子做泰山祭祀相关事宜准备工作的用地),肯定要不顾一切地加强保护。这才有了“祊易许田”前后两年夏季,隐公无视农事,强行建城的决定。因此,在鄙人看来,这一次左先生他们似乎又冤枉隐公了,他这样做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最后,在下还要再多说一件事,这就是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此次营建的两座新城之中有一座名为郎的城池。而早在隐公元年之时,费伯就在隐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也修建过一座名为郎的城池。那这两个同名的城池会是一座城么?如果不是一座城,它们分别在哪里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下认为应该比较好解答。毕竟《左传》提到的两处“城郎”时间太接近了,没有必要这么短时间内在一个地点连续建城。更何况费伯所建的郎城,是不被隐公认可的,所以姬息不太可能自己打脸在费伯“城郎”之地建城。另外,史学界其实早已有了公论,那便是鲁国境内的确是有两座郎城的,一座是近郊之郎,一座是远地之郎。所以,第一个疑问的答案就是,两个同名的城址肯定不是一座城。

一个名字反复用,让后人读史头疼不已

既然早已有了近郊、远地两个郎城,那第二个问题,即隐公、费伯各自营建的郎城分别是哪一个,确实值得讨论一下。按照惯常思维,远地的郎城靠近费地,应该是费伯所建的;而近郊郎城靠近鲁国都城曲阜,是隐公命人营建的无疑了。可是,在下却对此有个不同的看法,认为两个郎城的建造者刚好要交换一下才对。

因为,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远郊郎地(即今费县境内刘庄镇一带的鲁郎城),其实是祊地南部的一个屏障,显然是鲁国获得祊地之后,由隐公安排建造的才合理。而近郊郎地,靠近极国,是费伯(即费庈父)在隐公二年灭掉极国的一个前哨站。加之此地已经远离了费伯的食邑,不在其控制、管辖范围内,所以才会被《左传》称之为“非公命”了。

费伯城郎不被鲁隐公所认可

好了,咱们通过分析当时情况,再次替隐公正了名。虽然姬息建造中丘城和郎城的确违反了农时,但为了守护疆土,也确实不能太怪罪于他。真要归罪的话,也只能怪春秋之时时局太乱,而鲁国的国力不够强大吧。那鲁国的这次“史话”咱们聊完了,接下来又要去哪个诸侯国转一转呢?咱们下次再见分晓。

为了方便广大史学爱好者能快速回忆起相关的历史内容,作者“闲叙春秋”将在每篇文章结尾奉上“关键词云图简史”,通过8-12个关键词,帮助大家回忆文章内容,希望各位读者喜欢。

本文关键词:隐公城郎、再被诟病、加重徭役、不守农时、真实原因、中丘郎城、守护祊地、两郎城考、隐公实无奈。

关键词云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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