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黄帝成为“理想君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载法家书凡十种，今可见言黄帝事迹者大致有《申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三种。但《申子》“原文短简，后人增益者为多”，殆亡于南宋，且所引黄帝之事仅为“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一条，与《管子》类同。
《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之属，然其所言黄帝之事多与法家之言相类。同时《隋志》将《管子》“改列于法家之首”。故按照内容与性质，权衡之下将《管子》放于此处似乎更为合适。但是《管子》思想较为驳杂，亦有道家的影子，同时仅是商韩学术之先驱，并非法家开宗之宝典。
先秦时期，儒墨显学不谈黄帝，道家唯有庄子言黄帝。对比之下，诸子所谈黄帝之事者，以法家尤盛，这与战国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兴盛，法家诸子分布遍及中原，可见法家乃战国应时而生的产物，法家的学说显然更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
他们都是实际的行动家而非理论的空谈者，从管子、商鞅等人的政治作为便可看出。因此法家著述中关于黄帝的传说都是针对现实政治、社会实际展开的。较之于《商君书》《韩非子》，《管子》中的黄帝传说更为系统全面。
第一，《管子》。从《左传》《国语》到《庄子》等文献中，关于黄帝功绩仅有“战于阪泉、涿鹿”与“以云纪官”，其事迹也仅是《庄子》中的“求道”与“升仙”等。随着战国时期现实政治的需要，黄帝事迹愈加丰富，尤以《管子》为代表。在《管子》中，黄帝被塑造为“理想王者”的形象，其治世也被认为是“治之至也”。
黄帝理想统治者形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追求“天下一统”是战国思想的主流，该思想发端于春秋时期建构持久的、以多国共处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努力的失败。而天下一统最关键的点就是理想“王者”的出现。“王者”将带来天下统一的理念在战国中期出现，并迅速普及于各种政治文献中。
《管子》中黄帝形象的塑造便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同时，黄帝形象的塑造与齐国“高祖黄帝”的事迹互为观照。“高祖黄帝”语出《陈侯因資敦》铭文：黄帝为陈侯因資高祖，陈侯因資即齐威王。据《史记·陈杞世家》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陈侯因資为陈完十二世孙，陈胡公之二十三世孙。而“陈胡功满者。虞帝舜之后也……”，且舜为黄帝八世孙，故陈侯因資为黄帝之远孙。
古无五宗之法，惟远孙称曾孙，远祖始称高祖。郭沫若先生认为，高祖黄帝之事是齐威王祖述“黄帝之术”和“齐桓晋文”的霸业。此说可解释齐国黄帝传说何以如此兴盛的原因。《管子》中黄帝形象的提升、事迹的丰富，与齐国将黄帝作为治世榜样，并因此将对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的想象附加于黄帝身上的做法密切相关。
《管子》中关于黄帝的叙事，多以管子与齐桓公的对话形式出现，表明管仲借黄帝宣扬其学说、欲成就霸业的立书目的。因此，《管子》中关于黄帝事迹的描述，多是对管仲王霸政治学说的阐发。
《管子》甚至认为儒家所谓的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虽与《庄子》中视“礼”为“乱之首”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同样是借儒家学说维护本学派学说的言辞。
同时，帝尧时期“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与黄帝时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形成对比，根源在于帝尧时期“善明法禁之令”，而黄帝时期则为“置法而不变”，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对比中表达出管子鲜明的政治观念，即“黄帝之道”优于儒家祖述的“唐尧之道”，这是用政治哲学的理论语言阐述西周以来的德政传统、礼乐文化可以弃置，新的政治、国家、秩序有必要创构之理由。《法法》篇中提到：“明君在上位……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
可见，明君之治与帝尧之治的结果相同，但是尚未达到黄帝之治的高度。“置法而不变”是战国时期帝道治国方略的重要部分，体现出来自于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这与同为法家代表的商鞅、韩非子所提倡的“适时而变”的法治思想明显不同。
曹胜高教授指出，“置法而不变”是帝道学说的核心立场，《管子》思想中本就继承了道家的学说，故其说遵循了“道生法”的基本观念。道至高，故法至上，道不变，法亦不变。故而从道的恒常性来说，法不可以变。然而法家的思想却是基于实用主义而产生的，因此强调世道变，则法必变。
《桓公问》中，管子进一步提出黄帝治国理政的举措——“明台之议”。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黄帝设立明台，在于广开言路、听言纳谏。并且自黄帝始，下至尧、舜、禹、汤等皆有此举。可见黄帝对后世帝王君主起到的表率作用，这正是《管子》塑造黄帝“理想帝王”形象的叙事策略。以黄帝为上古帝王的榜样，无形中抬高了黄帝的地位。同时，黄帝立明台之事或有所本，即齐威王善于纳谏的君王形象。
在《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中，对于进言者按照不同程度分为“受上赏者、受中赏者、受下赏者”，将纳谏之事行政化。可见战国诸子“造神话”的行为动机。
在《五行》中，“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的传说体现出管子的君臣观，君主之治，需要选贤任能，君臣各司其职。关于此问题，将在第六章详述。同时，管子的治国体系还包括经济思想，在《法法》《地数》《揆度》《国准》
《轻重戊》等篇中均有体现。经济思想，因随人类有生而俱起，于物质方面，解决满足欲望之思虑，则为经济思想之渊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者，多始自神农而断自嬴秦。《管子》中托名黄帝等上古帝王，追溯经济的发展，皆在于倡导国家资源应归统治者所有的国家政策。
《法法》中讲：“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即国家昌盛，就在于资源要掌控在君主一人手中。继而在《地数》篇中，管子借黄帝与伯高的对话，以蚩尤造兵事件的危害为例，指明“陶天下而为一家”之法。
《管子》中的叙事进一步丰富了黄帝、蚩尤之战的原因。此外，《揆度》《国准》《轻重戊》中皆有关于治理天下轻重之术的记载，以此来劝谏齐桓公。《揆度》中，管子重在强调“天下可得而牧也”的轻重之术。
第二，《商君书》。商鞅作为秦孝公时期主持变法的政治家，并未像管子一样有将黄帝塑造为上古圣王的“志向”，仅仅是借上古帝王的兴衰更替，言明帝王之治不必遵循古法，要“观时而制法”的道理。《商君列传》中，商鞅与甘龙、杜挚等人关于是否进行变法的论辩，反映出商鞅积极的、适时而变的变法主张。
《商君书》提及的黄帝传说中，商鞅的上述主张得到充分体现。《画策》中，借“昊英之世”与“黄帝之世”，“神农之世”与“黄帝之世”的对比，指出“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的观点。
作为神话传说文本来说，此段文献的意义在于，对“昊英之世”“黄帝之世”“神农之世”与“黄帝之世”社会发展状况的回溯，为探索上古社会文明演进历程提供了依据。
商鞅认为治世之高，皆在于“适时”，强调适时的改革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从神农与黄帝之世的对比中，对黄帝之世的强调从侧面反映出战国时期“君不君、臣不臣”失秩的社会现状，故而才需要圣王制定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秩序，并实行甲兵之政。
由此也反映出战国时期法家的治世观念，黄帝也因此被塑造为与儒家极力推崇的“仁义”之君不同的帝王形象。在《更法》中，更加明确了圣王治世“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的思想。
“黄帝诛而不怒”，此言黄帝之世已经有了刑罚的存在，表明黄帝时期已开始施行法治。《战国策·赵策二》在“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商鞅之意，综上，商鞅仅仅是借“黄帝之世”来支持他个人的变法主张，重在强调要适时而变的发展观点，具有朴素的历史进化论特点。但是对于黄帝神话传说的叙事发展则意义较小。
第三，《韩非子》。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却从儒家之学走向了法家，并且成为法家学说集大成者。荀子的学术思想为“阳儒阴法”，韩非子丢掉了“阳儒”的一面，并将“阴法”改为了“阳法”。
即在吸收荀子某些思想的基础上，兼顾法家各学派观点加以发挥，形成了自己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提倡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德治”。在《五蠹》中，通过对法的倡导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抨击，侧面肯定了黄帝的治理。
在《十过》中，虽然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黄帝神话，但黄帝此时已经是作为德君形象出现，旨在说明荒诞的君主“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乃“十过”之一，同样是依托之举。
上述文字与《山海经》中所述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蚩尤、风伯、雨师等尚为与黄帝作战的对手，此时已经成为黄帝麾下大将。不仅如此，连鬼神都臣服于黄帝，俨然一幅黄帝总领人、鬼、神三界的盛大景象，反映出黄帝在战国时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韩非子》中多寓言，内容丰富且自成体系。
结语
但是从寓言的取材与内容来说，郑人相争，一言与尧同年一言与黄帝之兄同年。一方面说明时人对于上古帝王黄帝与尧的历史地位的认知，另一方面说明战国时期黄帝传说事迹流传普遍，几乎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此处亦可见先秦诸子在论说时多采用民间文化资源的路径，诸子之说因多与民间文化互动融合，所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传说内容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