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频繁地占卜，使得孔子对《易经》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
如果说占卜是为了一种自我的陶醉和快乐，那么，从《易经》中微言大义，为儒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打通个人和社会的内圣外王之路，才是孔子的根本目的。
在这一点上，孔子虽然认为占卜这个游戏非常好玩，但却是反对占卜的。
这其实并不矛盾。占卜作为游戏玩玩，对于个人是没有错的。但是，用占卜来祈求祸福，祈求保佑，却是孔子极力反对的。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的这一立场从来都没有改变，——道德丧失，才去求助神灵，缺少知谋，才去占筮。
这种祭祀祈祷于上天的“天命观”早已经随着商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周朝灭商，靠的是重人事，修道德，将“天命”和“人事”结合了起来，做到了“尽人事而知天命”。
所以，孔子重视《易经》，是想通过人，为了人，建立真正属于人的文明，而不是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和人的生活毫无关联的“天命”上面。
而周朝灭商，在文化意义上则是人文观对天命观的胜利。
这种“尽人事而知天命”，在孔子看来正是文明的希望和可采取的路径。所以孔子才说：“周监于二代，郁郁文乎哉，我从周”。
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解读《易经》，是带着目的的。或者说，他是带着有色眼镜的。
他要在《易经》中读出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要从里面读出人文，读出属于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占卜以祈上天赐福和保佑。
这种人文的力量，在孔子看来，就是“德”。经过对《周易》的认真研究以后，孔子发现，“德”和“神灵”正是相对立的力量，前者属于人自己，而后者属于人之外的神灵。
“德行”的取得要靠人自身的努力，而后者的取得正是要靠祭祀和祈祷。对外依赖越多，对自己的依靠也就越少。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孔子对卜筮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
“《易》，吾后其祝卜矣，吾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乎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帛书《周易·要》）
孔子的意思是说，他虽然和祝巫都在研究《易经》，但目的是不一样的，是同归而殊途。
祝巫卜筮是为了祈福避难，而自己研究《易经》是为了“求其德”。不仅如此，孔子还区分了研究《易经》的三种境界：“赞”、“数”、“德”。“赞”是最低的层次，仅仅知道按照《易经》中的规则演卦预测吉凶，这种人把《易经》当成了说明书，就像我们今天的各种电器的说明手册一样。
从事这个行当的是“巫”。“数”是第二个层次，就是在研究《周易》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数的推衍，领会到了演卦作为一种游戏实在高深莫测。
能够领会到这一层次是“史”。而“德”是最高的层次，是从中微言出来的大义，领会其中道理的是君子，他们很少祭祀，而是靠德行求福；他们很少卜筮，而是以仁义求吉。
孔子认为，自己的这种见解并非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
在他看来，《周易》中是有“古之遗言焉”的。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
“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帛书《周易·要》）
意思是说，周文王是看到了商纣一味相信天命而有恃无恐地推行暴政，才决定推演《周易》的。
所以说，文王在《周易》中所要说的，正是“德”。
《易纬·乾凿度》说：
“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
意思是说，伏羲作卦，周文王从卦象中推演出了“德”，而孔子从中体悟到了“命”。
关于这一点，《左传·昭公二年》中记载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年，韩宣子作为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
在鲁国，韩宣子受到了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看完《易象》与《鲁春秋》以后，大吃一惊：我终于明白了周公之德以及周能有天下的原因了。
那么，《易象》与《鲁春秋》中到底记载了什么，能让韩宣子大吃一惊？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是这样解释的：
大史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氏犹家也，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见《易象》，《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故言“《鲁春秋》”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礼尽在鲁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吾乃于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与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以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春秋左传正义》
如此看来，《易象》本来就是周王室的东西，并不专于鲁国，所以不能称之为“鲁易象”。但其《春秋》却是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所以可以称之为“《鲁春秋》”。这里传达了两个信息给我们：
一、韩宣子之所以看到了“周公之德”，是因为他在《鲁春秋》中看到了“周公之法”；
二、周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文王的“盛德”，作出了《易象》。
可见，我们平常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大概是说：羑为殷地，文王被囚于羑，自然会了解到殷人的占卜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艺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易纬·乾凿度》所说的“演德者文”了。
如此看来，文王演《周易》，并不是沿袭殷人的做法通过卦象的形式来占卜，而是“演德”，并将其看作为“天地之大经”的治国之宝。如果真是这样，自然藏之秘府而不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