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齐襄公荒淫无道,为何死后谥号却是

文/晏听

一说及齐襄公这个人,往往最先被提起的都是他与妹妹文姜私通、杀害妹夫鲁桓公的事情。

在《左传》上,齐襄公,连弑鲁、郑二君,不守信义,欺骗臣工,基本上每一次出场,都是负面形象。

《左传·庄公八年》:初,襄公立,无常。

“无常”这两个字,可以很好地概括齐襄公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也基本上是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

但在死后,齐襄公得到的谥号却是美谥“襄”。

何谓“襄”?

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执心克刚曰襄,协赞有成曰襄,威德服远曰襄。

要注意到,谥号和历史评价是不同的,历史评价你可以站在别国、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待。

但谥号的视角是本国,拟定的时间是在新亡后不久。

所以“襄”这个字,代表的是齐襄公薨逝之后,齐国内部对他的评定。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历史记载中齐襄公所做的那些荒淫无道的事情,会发现绝大多数事件指向的后果,都是对齐国的发展有助益的。

一、弑鲁桓公

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去齐国访问,齐襄公和妹妹文姜旧情复燃,被鲁桓公发现,斥责了文姜。

文姜就跑去向哥哥齐襄公哭诉,齐襄公一怒之下,设计杀害鲁桓公。

如果仅看事件本身,杀鲁桓公是一个突发的偶然事件。

但是,把偶然的事件放到历史背景中,又可以品出别的意味来。

在齐鲁的这次外交事故中,有一个因素自始至终没有被提及,可它对事件的影响又是不容忽视的——纪国。

齐国与纪国,有九世血仇。

周夷王三年,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

此乃国耻,大约齐国的几代君主在少年时期,都接受过这种复仇教育。只不过到了齐襄公这一代时,才终于有实力去实施复仇计划。

此外,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看,齐国要扩张,只能先向东南方向的纪国下手,因为其他方向,不是海,就是鲁、晋、燕、卫等大国。全是硬骨头,啃不动。

所以无论是从复仇,还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灭纪,是齐国几代人拼尽全力、反复较量,誓要达成的一项目标。

可就在国力强盛到可以开始实施计划的时候,一个拦路虎出现了,就是鲁桓公。

诸君且看:

在鲁隐公时期,鲁国与纪国就维持着良好的姻亲关系:

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繻来逆(迎亲)女,卿为君逆也。

到鲁桓公即位时,齐对纪日益紧逼,纪侯曾经向鲁国求援——让鲁国出面求周王室来调解齐纪的矛盾。

鲁桓公拒绝了。

桓公六年,夏,(桓公和纪侯)会于成,纪来咨谋齐难(齐灭纪)也。冬,纪侯来朝,请王命(请桓公转求周天子的命令)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

从他后面的作为来看,鲁桓公不是不愿意帮纪国,而是知道周王室已无平难的能力。

虽然没有直接请周王室出面调解争端,但鲁桓公促成了周王室与纪国的联姻,使纪国在名义上有了一个天大的靠山。

桓公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到十七年,鲁桓公把齐侯、纪侯叫到一起会盟,让他们俩别打了。

桓公十七年春,(鲁桓公、齐襄公、纪侯)盟于黄,平(调和)齐、纪,且谋卫(商议对付卫国)故也。

这里鲁国的态度就很明显了——直接以外交手段+军事威慑,阻碍齐国吞并纪国。

这次会盟,肯定是触怒了齐襄公。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齐国入侵了鲁国的边疆,两国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战争。

桓公十七年,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一年后,也就是桓公十八年,鲁桓公死在了齐国。

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根据这样一条时间线,我们可以看到,齐鲁的矛盾,已经酝酿了十余年,到鲁桓公十七年(也就是他死的前一年),矛盾突然激化,那时齐襄公应该已经对鲁桓公忍无可忍,才会采取军事行为。

俗话说“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鲁桓公显然是齐国扩张之路上必须拔除的一根硬钉子,如何制服或说服鲁国,应该是齐襄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而妹妹文姜受辱骂,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而已。齐襄公或许确实只是一时冲动——但在这个一时冲动背后,却是多年的忍无可忍和蓄谋已久。

在鲁桓公死后,幼弱的新君鲁庄公即位,庄公虽也有保纪的想法,但已无力实施。

庄公四年,齐顺利完成灭纪大业。

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二、弑郑子亹

根据史书记载,齐襄公年轻时与郑国的公子子亹产生过矛盾。后来子亹即位后,齐襄公把他骗到首止会盟,因为子亹还记着旧仇,对齐襄公不太恭敬,齐襄公一怒之下把子亹也杀了。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和杀鲁桓公一样,这次杀子亹,背后也是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的。

齐襄公需要一个对齐国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他想把各国的国君都换成自己放心的人,在他掌国期间,干涉了三国国君的更替——鲁、郑、卫。其中,鲁君和卫君的人选,最终成功换上了他自己的外甥。

我们回到郑子亹的事件上来。

此时的郑国正处于动乱之中,小霸一时的郑庄公去世前,因为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的问题,导致四个儿子争夺君位,子亹就是其一。

只要子亹在位,齐襄公就很难把郑国发展成盟友,因为私人矛盾的缘故,他害怕郑国会在背后偷偷放冷箭。

所以干脆故技重施,把子亹杀掉,换一个自己放心的、或者不那么的厌恶的人上位。

请注意,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也是桓公十八年。

鲁桓公死在夏四月,郑子亹死在秋七月。

一年之内连弑二君,在当时的国际上肯定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对齐襄公的评价是“无常”。

这个“无常”,不仅仅是喜怒无常的意思,而是——不守规矩,不按常理出牌。

试着想象一下,在外交活动中,一言不合,就把对方的国君直接杀掉,这是什么行为?

这种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不仅是各国诸侯惊惶,齐国内部也是会恐慌的。

当大家都在遵循周礼的处事原则时,忽然出现一个人,全程打乱拳,你完全猜不到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种人,就是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三、公孙无知弑君

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非常宠信侄子公孙无知,衣服礼仪等种种待遇都和太子一样。齐襄公即位后,降低公孙无知的待遇。后来,公孙无知联合被齐襄公放鸽子的管至父、连称一起弑君。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如果我们站到公孙无知的立场上,猜测他的心理行为,他在目睹郑鲁二君被弑之后,心里的不安全感肯定有所增长:

国君把看不惯的人一个个都干掉了,接下来,是不是要轮到我了?

鲁、郑两个好歹都是堂堂国君,你都下得去手,而我公孙无知只是一个臣子,你岂不是想杀便杀?

不安日增,公孙无知又不是什么纯良本分之人,最后产生弑君行为,也不足为怪。

四、功绩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可以总结一下,从国内的视角来看,齐襄公的功绩有哪些:

一、灭纪。(辟地有德曰襄)

二、干涉鲁、郑、卫国君人选,为齐国谋求良好的外交环境。(因事有功曰襄)

当我们在讨论历史人物时,经常会发现,人物的私德和功绩是很难统一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分而论之。

齐襄公的私德是不容洗地的差,但仅就齐国那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他又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

前一任齐僖公和后一任齐桓公,走的都是以德服人的路线。

而夹在这两位“守礼”的君主之间,齐襄公一生,干了大量的脏活,他虽为齐国谋得了实际的利益,也使齐国在天下诸侯间丧失了信誉。

他强国思维是“以武服人”的战国思维,但显然,在春秋时期,这种思维并不适用。

因为这一时期,尚无任何一国,有灭其他大国的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春秋的战争,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多国联兵作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外交关系对于国力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后期上位的齐桓公,在一开始,也是走的齐襄公的老路,试图武力争霸。但幸而他遇到的是辅臣是管仲,管仲看清了时势,对内强兵固国,对外“尊王攘夷、存亡继绝”,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方使齐国一跃而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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