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许多人执着于追求探究到某些文学作品的确定意义，事实上，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早在先秦时期，《周易》中就有“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思想，到了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了“《诗》无达诂”的观点。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春秋繁露·精华第五》)
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又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
这里的“达”即通达、晓畅，“诂”即解释、阐说，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诂，训故言也。”即用通行的话解释古代典籍中的语言文字。“占”“辞”也都有解释、说明等意思。
董仲舒是说：《诗》的解释，（与）《易》的占卜结果、《春秋》的微言大义（一样），无法用今语理解得到一个通达的说法，要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提出，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交际场合、外交谈判中经常引用《诗》的内容来传达政治上的各种说辞，对于《诗》的引用和阐释带有明显政治象征意味，所引之诗的意义因人而异；甚至单纯截取诗歌片段不顾全文主旨，与诗歌本来的意义相去甚远，所谓“断章取义”。
董仲舒从先秦时人赋诗言志多断章取义的实际出发，总结出“《诗》无达诂”。指出引诗、说诗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可以不顾及原诗题旨，对《诗》作任意的引用和发挥。
“《诗》无达诂”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变成“诗无达诂”，其中的阐释对象，已经不局限于《诗》，而是广泛意义上的“诗”，就是说一首诗的意义是没有确切的解释的。当然，这可能是董仲舒没有想到的。
“诗无达诂”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
从文本角度看：作品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确定性。
许多文学作品的意义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
就诗歌来说，由于表达情感与营造意境的需求，而诗歌的语言又必须是凝练的，因此诗人往往要在文辞的运用上下功夫，比如使用一些修辞使语言更有张力，从而使得诗的表意功能往往超于表面文字。
而许多诗人也的确不喜欢平白无奇地袒露自己的思绪，喜欢把诗歌写得委婉含蓄，一些诗人甚至“故意”给读者一种朦胧、含糊的感觉，就使得诗歌主题走向了多义和不确定。比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解释起来相当扑朔迷离，还有像白居易的《花非花》同样是朦胧无比。
还有一类诗，由于在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必将给解诗带来一定的难度。
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曾指出：“杜少陵诗，止可读，不可解。何也？公诗如溟渤，无流不纳；如日月，无幽不烛；如大圆镜，无物不现，如何可解？”
杜诗在内容上具有（“如溟渤，无流不纳”）丰富、（“如日月，无幽不烛”）深刻、（“如大镜，无物不现”）全面等特点。
这些造成审美上的多义性，也就决定了杜诗的“可读，不可解。”
从读者角度看：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往往会有个体差异。
文学作品向每一位读者敞开着，期待着与不同的读者相遇。每个读者都能够用自己的智慧与阅读经验去理解。
对于同一作品，有不同的解释，并且这些不同的解释有可能都是合理的，这也正是一些经典作品的魅力所在，由于不能被轻易“看透”，才会历久弥新。
简单来说，读者理解作品之所以会出现差异性。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读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包括审美趣味、情感倾向、人生追求、政治态度等等。
其次是读者本身的文学艺术素养，对文学体裁，文学发展史与发展现状，文学技巧、手法、创作规律，作品风格等的熟悉程度。
再者，读者的性别、年龄、气质类型等生理特征的不同，也会导致阅读心理上的差异，从而有不同的阅读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某个特定的读者，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情下阅读同一作品，感受也是不同的。
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宋词《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同样是听雨，不同年龄、环境、心情，词人蒋捷有不同的感受。
听雨如此，阅读同理。
既然诗歌意义是不确定的，那么可以任意解读吗？
显然不是。
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是必须要承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审美鉴赏的共性或者说某种客观标准的存在。否则，天马行空地阐释诗歌的意义将导致对作品的“误读”。
那么，什么样的理解方式会导致“误读”？
第一，脱离文本所规定的客观性内容与语境，对文本意义作无根据的随意解读。
第二，忽视文本的形成环境与特定的审美特征，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偏向对作品上纲上线，甚至作出单纯的历史分析或者庸俗的社会学分析。
第三，机械套用新的思想、方法和阐释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可能是与古代诗歌格格不入的。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误读”均不可取，有些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创作本意相抵抗，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这种读者理解的内涵，使得这种“误解”看上去又比较切合作品，令人信服。
比如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本来是形容至死不渝的爱情，但是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春蚕”与“蜡炬”的这种“丝方尽”“泪始干”的行为又与“奉献精神”类似，于是用这两句诗形容师长或其他长辈对后辈培养的牺牲青春、无私奉献精神也是合适的。
像这种“误读”，是一种创新，反而增加了诗歌的内涵。（这种“误读”可以看作“正误”，对作品歪曲性理解一般视为“反误”。当然，“正误”与“反误”也是相对来说的。）
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科学解读方式，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
从《诗经》开始，中国古代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很多都喜欢用“比兴”手法，所言之物，往往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么，读诗应该不止于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
所谓“不知比兴而说诗，开口便错”。（清代吴乔《围炉诗话》）
诗人们常常借物寄兴，兴象立意，以此增强诗歌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同一物象，不同诗人以各自审美经验赋予不同的韵味，在特定的诗作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
比如，同样是“明月”这个意象，《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更多是一种游子思妇的万般愁绪，有些借此抒发功业难成的意难平；曹植《七哀诗》中的“明月”，表面上是写女子的思念之情，却隐约可见对诗人对自己悲剧政治命运的抑郁；李白吟咏的“明月”，飘逸壮大，多半沾染上了他的豪情；苏轼笔下的“明月”，却带有哲理性的思考……
由此，在读诗、解诗时，应该建立在读者切身体验的基础上，要有真情实感，并且用这样的一颗心去体会诗人写作诗的心境。（参考宋代诗人姜夔“以心会心”说。）
解诗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