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论语》和《春秋》地位崇高，被列入儒家“四书五经”，是历代读书人不可不读的典籍。
《论语》和《春秋》，涉及历史、文学、哲学等多方面，因其实用性，对历朝历代影响力极大。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叫“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度成为了标榜《论语》重要性的证明。在我国汉代，大儒董仲舒还提出以《春秋》为法宝，用孔子的思想作为辅政标准，这就是“春秋决狱”。
那么，《论语》和《春秋》到底谁才是治国理政的宝典呢？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赵普说的吗？
“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广为流传，相传，这句话出自宋朝宰相赵普之口。
赵普（年－年8月14日），字则平，北宋著名政治家，北宋开国功臣，配飨宋太祖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赵普，宋朝著名政治家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南宋笔记小说《古今源流至论》记载：
“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
意思是说，赵普所学的书籍，除了《论语》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其他的了。
据传，赵普曾对宋太宗说，我读书很少，只能读读《论语》。但这个《论语》我帮太祖定天下的时候，才用去了半部，还有半部可以拿来帮陛下治天下。
还有一说，赵普死了，家里人打开他的箱子，看里面什么别的书也没有，就是一部《论语》而已。
看起来，赵普读书确实不多，但是要说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则疑点很多：
第一，这样语出惊人的典故，假若属实的话，《宋史·赵普传》就理应提及，但《宋史·赵普传》对此，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第二，南宋大儒朱熹将把《论语》捧为“四书”之一，定为儒家必读的经典，要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朱熹势必大肆宣扬，借此抬高《论语》的身价。然而查遍朱熹著作，从未见有相关记载。
由此可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多半不是赵普本人说的。
宋代大儒朱熹姑且赵普就算说了，他的意思也绝不仅仅是“只用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好天下”。《论语》虽然内容庞杂，但全书浑然一体，如何拆成一半，谁也不知道。
这句话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流传的说法是一种断章取义的夸张。
为什么会出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言论？
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文化昌盛，学院发达，有着朱熹、二程等一批颇负盛名的儒者。然而在宋代，没谁听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
经过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的出炉，恰恰是在儒学地位极其低下的元代产生的。
元代，起于骑射的蒙古人对儒学和儒生极其轻蔑，有“九儒十丐”的说话。儒家士子感觉抬不起头来，就找各种机会洗刷自己。
当时的戏剧家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编了一句台词“半部论语治天下”，冷落的儒生们乍听之下十分欢喜，借机大肆宣扬，聊以自慰。
元代，虽然儒生政治地位低，但是他们垄断了私塾教师的地位。于是，儒生们通过民间教育渠道，想尽办法鼓吹《论语》，这句话因为好记又好听，朗朗上口，因而广泛传播。
进入明代，以八股科举取士。《论语》是必考科目，关乎士子们仕途，《论语》地位更加扶摇直上。明、清士子们屡次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掌故。
久而久之，以讹传讹之下，大家对这句话也就深信不疑了。
什么叫“春秋诀狱”？
经历了秦末汉初风云激荡的历史大潮，儒学在与诸子百家各种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思想领域取得了统治权后，儒学开始向治国方略渗透。
大儒董仲舒提出，除了汉朝官方明文的律法，儒家思想这一准绳可以作为案件审理的判断依据，他尤其注重从《春秋》、特别是他专研的《春秋公羊传》中挖掘“微言大义”，作为“判例法”，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董仲舒不但是思想家，还是实干家，他收录了儒家“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中挑选的个典型案例，编著了一本案例教材，发给大汉百官学习使用。
它有三个原则：
——“论心定罪”，就是考察犯罪动机，即使没有犯罪结果，动了心思也不行，这也有罪。原心定罪的结果是，腹诽心谤成了大罪，而杀人诛心成了常态。——“亲亲得向首匿”，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亲属犯罪，其他人应为之隐瞒，可以不向官府告发和出堂作证，官府不以此为罪；而亲属如果告发犯罪人，那么，这个亲属却是有罪的。——“以礼入法”，就是在法律中掺杂进去“礼”，“德主刑辅”、“大德而小刑”。依靠儒家思想的纲常来断狱，一方面有助于礼法的推行，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缺乏判案标准。
由于缺少法条上的条条框框，“春秋决狱”模糊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使得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也使得汉武帝朝堂上，赵禹、张汤等酷吏喧嚣尘上，肆意罗织罪名，陷害大臣。
《论语》和《春秋》，哪个是治国辅政宝典？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全书共20篇章，以语录体为主，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春秋》，是一部以鲁史为主体、兼记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年间重要事件的编年体史书，遣词造句十分考究，敢于秉笔直书。相传由孔子编订，用“微言大义”达到赞、劝、惩等目的。
战国以后，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解释《春秋》的经文，这就是后来的《春秋三传》。
在中国古代，《论语》和《春秋》对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在南宋正式被定为儒家“十三经”。
《论语》侧重宣扬儒家思想和“礼义仁智信”的观念，更利于修身养性；《春秋》因记载史实，历史政治事件丰富，与政治配合较为密切。
无论是《论语》还是《春秋》，最高统治者都可以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都有重要作用。书中千古流传的名言警句，具有穿越时空的普世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治国理政、学习求知，都需要博览群书
其实，大到政治人物治国理政，小到每个普通人学习知识、修身养性，都需要广泛的涉猎方方面面的知识。很多政治家，其本身也是大学问家。
例如毛主席一生爱书，从革命时期行军打仗到新中国成立后去外地出差，毛主席都带着一大堆书。毛主席阅读广泛，除了报刊杂志和文史哲，对生产科技书籍也有涉猎。通过广泛阅读，从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悟出自己的为政方略。
毛主席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成为一代伟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其爱读书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春秋》《论语》都是有益之书，是中华文化瑰宝。
但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管是修身、还是治国，不管是古代，还是在当代，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照搬，或一概拒绝都是十分有害的。
若想求知善读，好学乐学，就要读更多的书。不管是古代的政治家也好，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通人，都需要博览全书，何况是治国理政呢？
正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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