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子编订的《春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其社会功利价值表现为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与法度;其审美价值表现为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方法。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大纲式的叙述。
孔子以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其中内含的“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更是成为后世史官和各类文学家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内核。它作为“礼仪之大宗”以“一字寓褒贬”来传达作者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因而出现了“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何为”春秋笔法“
关于“春秋笔法”，古往今来许多学者都对这种写法予以注释说明，并基本呈现一种支持表彰的态度。
简单来说，就是孔子在《春秋》这部史书当中，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统地位和礼义规范，对于当时诸侯国之间大兴不义战争以及日渐纷乱的社会状况，针对那些僭越违礼的行为而做出一种批判。但是孔子的批判并不是直接评论事件或人物的正确、得失、违礼与否，而是通过字里行间的暗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这就是所谓的“一字寓褒贬”，在严谨规范的措辞之中表达自己的爱憎。
字词的运用，深刻热切表达了作者对于事件或人物的看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比如，孔子将一些杀人的行为，用不同的字来表达：杀有罪的人，用“诛”字；杀无罪的人，用“杀”字；臣下杀上位者，用“弑”字。诸如此类的用字，在当时史传文学刚刚兴起的年代，具有相当程度的杀伤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那些人的行为不符合礼仪规范，因而必然遭到世人唾骂。当时的人也是十分注重后世之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担心会因为不轨僭越的行为，而对自己以及后代的名声造成影响。这就是“春秋笔法”的威力。
孔子为何著《春秋》威慑诸侯？
这就不得不说诸侯割据的原因了。
除了周王朝本身政治制度难以实现中央集权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为人民于劳动中不断发展生产力，各类先进的农耕工具出现，先进的生产力提高了他们的农作效率。进而这样的改变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诸侯国原本分配的土地和财富资源渐渐不够用了，也就是说，现有的经济条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自然而然，诸侯国吞并战争就开始了。军备竞赛、资源掠夺，形成了“春秋无义战”的纷乱局面。而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首要的任务就是渴望维持一个讲礼义（维护周礼）的和谐局面，然则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态势，在那个诸侯兼并的时代，无法实现孔子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孔子在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修撰了《春秋》。针对当时诸侯国之间争相称王争霸，贬低周天子，无视周朝法度，违礼僭越的行为，著述立传。整部作品的“实录”精神成为后世史官奉为圭臬的儒家经典著作。
“春秋笔法”善恶自见
襄公二十五年记：“夏五月乙亥，齐崔抒弑这里详细叙述了崔抒轼其君的原因、过程、细节，说明史实本身就是“崔抒弑其君”《左传》又特别解说了此事得以据实直书的经过，云：“(齐)大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可见实录精神已然成为当时史官宁死也要记录真相的记事原则。此种笔法发展到后来就成为据实直书，规范用词的史家通用笔法。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即使是上位者有所过失，臣子也不能有任何冒犯违礼的行为。后面的“赵盾弑其君”也是运用了此种笔法。尽管赵盾是不可多得的良大夫，也不得不为礼法承担恶名。
春秋笔法一名而含三义,即经法、史法、文法。三者既相互融通,又各自相对独立。所谓经法,即惩恶劝善之思想原则与法度,史法是沟通古今的思想原则与法度,文法自然是属辞比事的文章笔法与修辞手法。
从史的发展角度看,春秋笔法实经历了由经法到史法再到文法的发展过程,而文法又贯穿于经法、史法之中。从三者的内质特色上看,经法旨在惩恶而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旨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旨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
总之，春秋笔法开创了事、文、艺完美的统一，对后世史学发展是学书籍编段，甚至是对文学创作等领域都生了积极影响。春秋笔法据实直书、规范用词，使之善恶自见；明道达意，书法不隐，彰明善善恶恶，无论从史学、文学、经典、礼义哪个方面来讲，《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不可磨灭的。
在后世的史传作品中，司马迁的《史记》旁见侧出法也是宗法“春秋笔法”；明清小说，《三国》、《水浒》则是吸收了“春秋笔法”重礼重义的精神；贯穿华夏文明史的诗歌、曲词，也有大量直言善恶、直书政治得失的现实主义作品。
孔子不是据实直言的开拓者，而是一个相当称职的继承者。其实，华夏文明历史长河中，每一位据实直书的文学家、史学家，无一都称得上是实录精神的继承者，这种精神已然融入华夏文明骨血，代代相传，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