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巜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公元前99年，司马迁42岁，这年司马迁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灾难，灭顶之灾，宫刑。那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灾难。
司马迁当时职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地理，类似于国情咨询委员会之类的事情，是帝王的重要文官，能于朝堂之上与帝王商议国家军机大事，自然算是朝庭官员了。
司马迁的罪过是顶撞了帝王。
当年，将军李陵出兵西域，战匈奴，五千将士，斩首匈奴上万人，算是胜了。
但因孤军奋战，没有援兵，被困死的李陵没有战死而是降了匈奴，性质变了，算是失节。
于是，朝庭商议如何给李陵定罪，李陵虽胜犹败，不以身殉国而降了敌国，这判国罪名自然是死罪了。李陵可以不归国，但一旦定罪就是灭族之罪。
朝堂上，帝王的心自然是杀心了，大臣们当然识时务，紧跟朝庭，唯有司马迁不识时务，唱了反调，沉默也就罢了，居然在这个时候为李陵辩护，理由是李陵事出有因。
司马迁激怒了帝王，于是被逮捕入狱，当年有钱是可以舍财免灾的，可司马迁又没钱，碰上的又是酷吏，结果就被“宫”了。
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刚正不折的人，认死理。如果不是这个性格就不是司马迁，如果不是这个秉性，《史记》定然是另一种气象。
那个年代，文字都是刻在竹简上，洋洋万言的《史记》竹简堆了一房子，司马迁似乎跟幸运这个词无缘，五十多万字，以现在的科技手段也要费尽心血，何况是千年之前的写作，不是写，而是刻，一刀一刀的刻，那是何等的艰难，我们今天的想象都难以抵达。
最让人绝望的是《史记》的完稿被毁了。对司马迁来说，要么毁便毁了，要么重写。这几乎是工作量和心力都难以承受的事情。但司马迁做到了第二次写《史记》。
如果不是司马迁的雄心，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之后，从三皇五帝、夏、商、周至汉代的历史，所有的记述和解读，都以《史记》为据，并为历史的纪述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范本。
千年过后的今天，仍然可以在流逝的岁月中听到司马迁被宫刑时的呐喊，仍然可以看见酷吏刀下的血迹。司马迁的故事若放在当代，仍然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厉志小说。
于是我在想，其实每个人到世间都是有自己背负的任务的，司马迁的使命就为撰写《史记》而来。
在那个年代，他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
巜史记》封面《史记》巜史记》他不是人而是神，因为他做到了人不能完成的事情。黑暗虽黑，仍被阳光照亮，黑夜虽暗，仍被星光照亮，司马迁就是黑夜中那一颗灿烂的星星。他的光芒穿透所有时间，直至时间的消失。
在《太史公自序》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文人的雄心和胆识，就是这样，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雄文，巜史记》。深夜捧读《史记》，依然能听见司马迁刻写竹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