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称“郑庄公”为“郑伯”，“共叔段”为“弟段”而称“段”呢？大家知道，周灭商后第二年，武王生了重病，周公写了一篇文章向先王祈祷，请求保护武王，他自己要求代武王去死。事后，史官就把周公写的这篇文书放进镶金的匣子，就是“金縢”中。这个“縢”字请大家注意，“縢”本来是封起来的意思，这里指藏于匣子中，用金属把匣子封起来。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因为成王还小啊，所以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了以后，下面的武庚、管叔、蔡叔三人不服，就散布流言，中伤周公，说周公是要篡位，他并不是真的摄政，而且这三监还发动叛乱。于是周公就东征，平定三监的叛乱，这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事件。但成王仍然怀疑周公，后来看到“金縢”之书，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误解了周公，于是亲自到郊外迎接周公。我这里举了《国语》记言的一小段，《国语》的记言，记的也是国君、士大夫之间的一些交谈，所谓说言高论，但是它就显得生动活泼。大家都读过《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四年的“晋公子重耳之亡”，《古代文学作品选》里面有这一篇。晋文公重耳因骊姬之乱流亡到齐国，先到狄国——“处狄十二年”嘛。然后到齐国，因齐桓公对他很好，送给他车马，送给他妻妾，还安置得很好，所以重耳乐不思蜀，想呆在齐国不走了。但是他手下这些人哪，像子犯——子犯是他的舅舅——赵衰还有姜氏，觉得这样不行，你不能老待在齐国啊，应该回到晋国去，夺取君位。所以他们想办法把重耳灌醉并载走。重耳路上醒来后很恼火，拿起戈矛追赶着要打子犯，而且说了一段话，这就是《国语》里面记载的这段话。这段话里，重耳说：你们把我弄走，如果不成功的话，也就是不能回去当国君的话，我吃你的肉也不解恨——吃子犯的肉都不解恨，就是很恼火嘛。而子犯的回答很风趣，他说，如果不成功，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死在野外喂狼了，你想吃我的肉，那怎能和豺狼争食呢?如果成功了，你当上了国君，好吃的东西多得很，像我这样的人，肉腥臭得很，你还爱吃吗？这样的对话，多么风趣幽默！所以《国语》里面这段话，在《左传》里面是没有的——大家回忆一下，是吧?《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这件事里，它就是只有“醒，以戈逐子犯”这几个字，后面就没了，这几个字就交代过去了。所以《国语》这一段话，跟《尚书》来比，不但《尚书》不能和它比，连《左传》，就这件事件的记载来讲，也不如《国语》。作为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著作，《春秋》有些什么特点呢？《春秋》的首要特点是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尚书》没有时序，为后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带来许多不便。没办法一目了然地从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来了解事件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春秋》，开始有编年了。这样的一种记史方法，请大家注意，它不但是一种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观的发展与进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尚书》的个别篇章里面，也表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顺序感，《无逸》，《尚书·无逸》篇中周公引述历史告诫周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论述“无逸”的重要时，就是按历史顺序在叙述商民族的历史，表现出虽然模糊但已呈萌芽状态的历史演变观。从整部《尚书》来讲，它并没有按时序来排列。《春秋》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根据，而且客观上也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所以这是史学观念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话与历史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是解释《春秋》为什么记“郑伯克段于鄢”这样一句话的。《左传》作者解释说，共叔段是弟弟，但他跟他的兄长郑庄公争国君之位，这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经》文不称为“弟段”，也不称他为“共叔段”，就只称他一个“段”字，以示批评。共叔段的势力后来发展到可与郑庄公抗衡，不是姜氏一直为他说话吗，郑庄公也一直纵容他吗？后来他势力越来越大了，几乎可以跟郑庄公抗衡了。郑庄公跟共叔段之间的战争，就好像两国交战，好像两国之君的交战。那么按照《春秋》的体例，一国打败了另一国就用“克”字；郑庄公打败了对方，所以说“克”。《经》文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也是有它的深刻的含义的。为什么呢？就是在讥讽郑庄公有失教育弟弟的责任。他是包藏祸心哪，可以说是有意识地纵容、促成共叔段的罪恶。所以要等到他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再来一举消灭他一一等到他恶贯满盈的时候，再来消灭他。这的确也是包藏祸心的，后面我们分析郑庄公这个人物的时候，还会再提到。所以称他“郑伯”，而不称他“郑庄公”，就是批评他不像个兄长。共叔段后来逃到共地去了，那么按照习惯，应该写“出奔”，但是《经》文不写“出奔”，因为作者认为：郑庄公也有罪，但是史家又难以下笔，不好直接批评他。这些用语背后所含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讲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就是指用非常微小的语言差别，来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含义。司马迁说《春秋》是“约其文辞而指博”，就是说它的文辞非常简约，可是它的主旨、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代后期，也就是孔子生活的那时候，太平之世没了，仁义之道也衰微了，邪说暴行都出现了，臣杀君、子杀父，什么都有。孔子对此是深感忧虑啊。怎么办呢?孔子只好作一部《春秋》，来寄托他的忧虑，寄托他的理想。那么，作史书本是天子的事，孔子是不得已这样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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