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认知历史
编辑丨认知历史
前言由于史料的缺失，学界对西汉前期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研究较为薄弱。其实，西汉前期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仍有大量资料有待发掘。
以《赵正书》为代表的一批文献材料，能够较好地补充史料不足。此外，西汉前期其他史料亦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研究线索。
近年来，学界对先秦史尤其是秦史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则相对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学界对秦史相关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
对此，本文将通过梳理西汉前期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情况，进一步挖掘史料中关于秦史的研究成果，并从史学视角进行分析和思考。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汉前期士人对秦的特殊记忆与书写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以来，秦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秦逐渐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并最终一统天下。
《史记·秦本纪》云：“孝公既立，使人请史官曰：‘昔者……孝公以商君之法治秦，……’史官皆曰‘治秦不可与谋’。”这种发展得益于商鞅变法的成功实施，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自秦孝公开始，秦国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秦孝公及商鞅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二是对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更为客观和真实。
秦孝公之后，秦国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年，秦惠文王即位后不久便去世了，其子太子安国君即位后却未能继位。公元前年，秦国发生了“八王之乱”，后来又相继爆发了“五胡乱华”、“五星出东方”等事件。
秦惠文王去世后，其子子楚即位，是为秦武王。子楚在位期间对秦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一定的发展和提升。
但是随着子楚势力的壮大和权力的膨胀，他逐渐变得骄奢淫逸、专权用事。公元前年，秦武王在未发令前便出巡郊祭山川，并在途中死于沙丘宫（今河北临漳县）。秦国失去了最高统治者后，政局开始动荡不安。
秦武王死后不久，秦国便爆发了“沙丘之变”事件。这场事件是秦武王听信了商鞅的谗言所致。
子楚上位后，继续施行商鞅变法，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秦国政局动荡不安。
《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既卒公孙鞅复为秦相。孝公既没，子楚为秦惠文王。”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迁对秦国的历史记忆与书写发生了变化，他在《史记》中不再以正面形象出现，而是采用了较为消极的态度来记载秦国的历史。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道：“孝公既死，……太子立为君……（子楚）数使大夫来贺。公孙鞅曰：‘商君，法之士也；今君法孝公以治秦，则是法一士而遗君于一国也。’乃入见秦惠文王。
另一种记忆与书写视角：《赵正书》《赵正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其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汉武帝“献媚”，以获取更多的封赏。
《赵正书》共二十卷，现存十八卷，其中包括：卷一、《秦本纪》《吕氏春秋》《管子》《史记》；卷二至卷五为“列传”，分别记载了汉初的重要历史人物及事迹；卷六至卷九为“表”，主要记录汉武帝即位以后的历史事件。
由于《赵正书》的编纂者是赵正（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所以在他看来，秦的历史记忆是他所要记载的内容之一。“史不能自见”是司马迁所言“史官不能自见”的真实写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曾提到自己写《史记》时“未尝不慨然叹息”。而在《赵正书》中，司马迁则是通过自己的历史观对秦进行了一种另类的书写。
关于《赵正书》中关于秦的记载，后世学者有不同意见。其中，王逸认为它是司马迁为了迎合汉武帝“欲媚时主”而伪造出来的。
李斯认为它是司马迁“自矜其能”所作；杨宽认为它是司马迁为保存自己的名誉而所作的伪托；李广利则认为它是司马迁为保存自己名声而故意虚构出来的。
赵正（前—前年），秦赵嘉之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年）任秦国左庶长，曾出使赵国。在出使赵国期间，赵正“遇秦之贤相李斯”，“受其教”。当时秦国政治黑暗，秦昭襄王对赵正十分器重。
公元前年（周赧王三十八年），秦昭襄王去世后无子即位，在此背景下，赵正以“内史”身份辅助秦王嬴政之子子楚（秦始皇三十七年）。
在《秦本纪》中，赵正记载了秦王嬴政即位的经过。在赵正的记载中，嬴政“十二年，秦王卒，子嘉即位”（《史记·秦始皇本纪》）。
而在《吕氏春秋·察传》中，司马迁则称嬴政是“十一年，赵正卒”（《史记·吕不韦列传》）。公元前年（周赧王三十九年），子楚即位（《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此以后，子楚与赵正便成为了秦国的两位“太史”。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将秦国的历史记录在了《秦本纪》中。但因秦王朝存在时间太短，而且处于“诸侯并起”的时代，所以《秦本纪》中并没有过多地记载秦的历史事件。
《史记》所展现的秦朝历史书写司马迁以其丰富的史学经验和敏锐的历史观察力，将秦朝的历史书写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用大量篇幅记述了秦从诞生到统一中国这段历史。其中，《秦始皇本纪》《五帝本纪》三篇与秦朝相关的史料最为丰富。
秦虽作为一个王朝而存在，但其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具有独特色彩的朝代。在中国古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前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
自西汉建立以来，西汉统治者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继承和发展前朝历史，包括修史、修志、编纂史书等，从而形成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一批史书。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就大量记述了秦的历史。
从《秦始皇本纪》开始，司马迁对秦朝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记载。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以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敏锐的历史观察力，对秦朝各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叙述。
首先，司马迁以时间为序，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记录和描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秦朝。随后又统一了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一带，将全国划分为36郡，形成了郡县制。
这一历史进程与古代史上“五帝”之“黄帝”治天下之途径较为相似。然而与黄帝不同的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便开始修纂史书。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可以看到：“二十六年……始皇既立，乃修史籍……凡九篇……一曰《秦记》十有二卷”。
其中，《秦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史书，《史记》将其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之一，具有很高的地位。
其次，司马迁通过对秦在各个方面的表现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对秦朝在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记录。如“天下苦秦久矣……天下之赋，皆归郡县。诸侯更相诛伐……及高帝兴，诸侯更相诛伐……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孝惠时，有李斯之言，欲以郡县制治天下：曰：‘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孝武皇帝时，有贾生之谋……今陛下兴义兵以诛暴乱。
结论与反思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西汉前期秦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秦的正面评价，二是对秦的负面评价。
西汉前期对秦的正面评价，主要体现在对秦的功绩和功劳上，如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班固《汉书·贾谊传》都曾将秦称为“功秦者”。
在司马迁所记载的史料中，班固对秦人也有一定肯定，如班固《汉书·贾谊传》称“汉之兴也，良由秦得士”；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亦称赞秦时“是以山东之人尽从其化”。
不过，班固在记载秦历史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如班固《汉书·贾谊传》载：“周室既衰，诸侯力政，人不能平。孝文帝始立，诸侯力强，乃除肉刑。孝景时大臣张释之上疏曰：‘法度所不及，罪过所当除。
今民未有度矣；民未有赏矣。’于是晁错上疏曰：‘……臣闻古之善为政者：为政以德。……今主上以私爱信于臣下，大臣不悦而附下也；士有争为君主尽忠者，君必疑之。
陛下必欲信之，请自今以后：上不疑大臣则国泰民安；大臣不悦上则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所谓四者相为表里也。’”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也对秦的功业、功绩进行了肯定：“汉之兴也，良由秦得士。……此非独汉得之士也，周得之土人。”
笔者观点综上所述，西汉前期对秦的正面评价主要体现在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史书记载中，两人通过不同方式对秦的功绩进行了肯定，但在历史书写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偏见。
在司马迁看来，秦之所以能够成功统一天下，是因为“世之言始皇帝王者，非一人之力也”；而在班固看来，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是因为“一人之力也”。
尽管司马迁和班固对秦都有肯定的一面，但这并不代表西汉前期的秦朝历史就是一部“功德史”，恰恰相反，由于时代局限性，两位史学家对秦历史的书写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此外，西汉前期对秦历史的书写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历史记载的不完整、不准确。
参考文献1、贾谊.新书.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4、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