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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北风》这首诗的另一处争议聚焦在下面这两句诗文上：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从语法上分析，“惠而好我”一句只有谓语（即“好”）和宾语（即“我”）却没有主语，也就是说诗人并没有交代那个“向我示好”或者说“与我交好”的人究竟是谁。
这就引发了后来评论家们的不同猜测，而猜测的方向不一样，对整篇诗意的解释也进而发生了撕裂。
就“惠而好我”的主语，撰写《诗三家义集疏》的清代学者王先谦是这样猜测的：
诗人见其同行者从容安雅之状如此，又速之曰：既亟只且，犹言事已急矣，尚不速行而为此徐徐之态乎？——《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认定“惠而好我”的主语该是同主人翁一起逃亡的难友。主人翁不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伴出逃，而且在逃亡的路上还不断催促朋友要加快脚程，不能磨蹭。
这些亡出卫国的人是什么身份？
从诗文的叙述来看，不像是普通百姓，因为诗人说他们逃亡的时候“携手同车”——乘坐车马，在春秋时代乃是官宦贵族的特权，平民百姓是不敢僭用这种排场的——照王先谦的思路去理解，似乎《北风》描写的是一场发生在春秋卫国的大规模贵族逃亡事件。
可要真是这样的话，下面两个问题就不大好解释了：
其一，如果卫国在春秋时期真的发生过大规模的贵族逃亡，那么在卫国乃至整个春秋的历史上，这都是不容忽视的大事件，照理说，史官不应失载。可是无论《左传》还是《史记》，都找不到关于类似事件的记录。
换句话说，王先谦这样解诗，只不过依据他对诗歌文本的特殊理解，缺乏相关文献记载来做旁证。
其二，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过程，进入春秋之后，虽然各诸侯国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人才流动——这其中，尤以“楚才晋用”为其代表——但当时的各主要国家，其政治主导权仍然牢牢地把握在世卿世禄的本国土著手里。
个别贵族逃亡外国、寄人篱下，他们的日子大多并不好过，而作为一种群体性事件，像王先谦描述的那种大规模的贵族外逃能否发生，春秋时代是否为它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这本身都是值得怀疑的。
王先谦写那部《诗三家义集疏》，辑存的是齐、鲁、韩三个学派解释《诗经》的学术遗产。
偏巧的是，王先谦没有提到的《毛诗传》在“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之后做了这样一则简短的注释：
归有德也。——《毛诗正义》
顺着这则注释来揣摩《毛诗传》对“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的理解，它似应该讲作“若有惠而好我之君，当愿携手同往归顺于他”。
这样一说起来，《毛传》跟王先谦解诗的思路可就大不一样的。
王先谦是把贵族逃亡当作既成事实来看待的，而《毛传》却认为诗人写这两句诗只是表达了主人翁的某种愿望而已，至于它最终有没有转化为实际的逃亡行动则是未定、未知的。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主人翁吶喊着“良禽择木而栖”，他的心意并不是要踅摸另一个新的国家来做自己的栖身之地，而是要表达自己对卫国酷烈的生存环境的不满。
这就好比一个主妇抱怨她的丈夫说“你看人家的男人……”，这绝不能够证明她已经移情别恋，而只能证明她对自己的丈夫有某些方面的不满。
所以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撰写《毛诗会笺》的时候便这样解释了“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惠而好我者，惠，以恩相与也；惠好是威虐之反，疾虐政而思惠君，与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同。携手同行者，见群然欲去，非止一人。是二句作呼而相语之词，言若有惠而好我之人，则请与携行也。——《毛诗会笺》
我想，这恐怕才是《北风》的正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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