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的问题以及“道物”关系
中国哲学中,“道”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把作为哲学范畴的“道”的出现视为中国哲学的起点,恐怕是较少有争议的。“道”本来的文字之义乃是道路,在《诗经》中,“道”就是这个意思,诸如“道之云远,曷云能来”(《邶风·雄雉》),“遡洄从之,道阻且长”(《秦风·蒹葭》)。这个形下之义,到了春秋时候的老子那里,一变而成为了形上之义,“可说的”就不是他所指称的道,“不可说的”才是他所指称的道。“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即是形上与形下的界限。
“道”一经确立,它就成为了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诚如金岳霖先生所言,“道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老子论道,具有多个面向。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方面,开出了宇宙论;从“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似万物之宗”以及“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开出了本体论;从“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道尊德贵”开出来了社会历史论。无论从哪个方向,开出来的都是哲学。老子所开出的为纲领性的哲学原则,却为庄子及其后学所阐发论证,由此形成了人们所称的“道家”。道家就是要“问道”的,而“道之问”既是抽象的问,也是究竟的问。从道本身的追问来说是如此,从道所联系到的事实的追问也是如此,都是对于所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与根本原因的求索。
《老子今注今译》我们知道,孔子把自己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也称为“道”,但这既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也非本体论意义上的,所以“道”在孔子那里还不是一个纯粹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陈先生认定“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其实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但很显然,陈先生还是担心这个判断会引来非议,于是引述了张岱年先生系列论文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论思维的巨大的跃进”,“孔子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老子开创了关于本体论的玄想”。张先生的这些论文发表在他的晚年,是成熟思考之作,陈先生用来佐证自己的判断,也是妥当的。
中国哲学在春秋时期实现了突破,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在春秋之前,哲学有了某些原始思维,却没有完整的形态,真正可能实现哲学突破的应该是老子、孔子及墨子,可是孔子的兴趣在于伦理学,墨子的兴趣在于逻辑学,只有老子的兴趣在于哲学。《老子》这本书,无论有多少种称谓,但最妥当的说法还是一本哲学的书,哲学不仅在他那里取得了理性的突破,也取得了完全的形态。对此,对于中国文化与哲学了解十分有限的黑格尔,在其《哲学史演讲录》中也认为老子的“道”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只是他把这种理性又不甚恰当地称为“原始的理性”与“超自然的理性”(黑格尔把“道”直接理解为“理性”:“那常被古人引用的那句有名的一段话是:‘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对于孔子,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教训”是一种“道德哲学”。道德哲学自有其道德理性的价值,但道德理性不是纯粹理性,从道德哲学中衍生不出宇宙论及其自然哲学,也并不能从中衍生出本体论哲学,也就是说,道德哲学不是一种完全形态的哲学。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道”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是道家所发现的这个“道”具有多个面向,当它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时候,它与物之间就是发生与生成的关系,是一与多的关系,道是实体与根源,是一切事物的源头,这是宇宙论的观点。当它作为一切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时候,它与物之间就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道是事物的本质和本体,事物是体现道的存在的现象与过程,是道的具体化落实。当道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则、规律的时候,它与社会历史事物之间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整体性与个别性、目的性与非目的性的关系。
道的多面向,塑造了道与物的多重关系。陈先生认为,老庄所倡导的道哲学,在不同的语境中形成了多层涵义,诸如:道表现为“无限性之实存体”,因为道超越时空,乃是永恒而普遍的存在体;道为一切存在之大全,因为“道通为一”,“一”即整体,尽管宇宙间存在无限的多样性,但其中因为道的存在与相通,使得宇宙存在呈现出统一性;道为大化流行发育之过程,因为道生生不息,“周行而不殆”,“造化”万物,并使得其以“自化”“物化”;道为万有生命的源泉,因为道创生万物的同时,也把自己内化于物质之中而成为其本性;道为主体精神所上达之最高境界,道不仅创生天地万物,道本身也是一个“众妙之门”的境域,而人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个“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及“独与天地往来”的“天地境界”;道还蕴含了天道与人道,老子将天道与人道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中,推论天道以明人事,并依托天道之“损有余而补不足”,以为人间之效法。
以上哲学建构并非都在《老子》书中完成的,老子惜言,文字有限,只说出了命题与原则而没有展开论述,许多思想是道家学派尤其是庄子所完成的。如宇宙论观点,老子的“道之为物”,在庄子那里变成了连续、系统而详尽的表述,并且以一个有情有信的“造物者”把“道”人格化了。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将老子的道本体倾向变成了完全的道本体,道不仅是古老的存在,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与物质以及社会现象之间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此形成了它对于所有现象的观照与对应关系。老子提出的“有无”“动静”“言意”“死生”等哲学命题,在他那里都得到全面、深入而透彻地阐述,可以说,老子开创的道家哲学纲领,经过庄子,成为了宏富且纯粹的哲学。正是由于道家哲学形成了无论就问题的精粹,还是著述的体量,皆无其他学派可以替代,所以陈鼓应先生认为其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干”。
《庄子今注今译》
二《易传》与道家的关系
在陈鼓应先生的学说中,可能争议最大者莫过于他对于《易传》与道家关系的判断了。在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的“序”里,他写道:“本书的出版,在观点上,一反众说”,并明确地认定“《易传》为道家学派作品”。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年“修订重排版序”中,陈先生再次申述:“《周易》经、传不归于先秦儒家,而《易传》主体思想乃属老庄哲学发展之系脉,这一观点将由本书详加论证。”而在年出版的《道家哲学主干说》中,陈先生在表述上略有异趣,他认为,“《易传》学派哲学化之隶属于道家学脉”,而不直言《易传》属于道家学脉,这个修订表明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审慎态度,只在《易传》的哲学化方面坚持道家的作用。在《易经》《老子》与《易传》之间,陈先生认为,“老学在辩证思想方法上,上承《易经》;在天道观(自然观)上,下启《易传》”。把老学视为从《易经》到《易传》中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实际上也是把老学与《易经》《易传》看作为一个学派连续性前进的过程,只是他把这种连续性限定在“辩证思想”方面。这样的考虑有其合理性。《易经》为卜筮之书,其语言也是卜筮的语言,如果说其中也有哲学思维的话,那也只能算是原始的哲学思维,并没有哲学的语言。而《易传》运用的是哲学的语言,其思想观念也是比较成熟的哲学观念。故从《易经》到《易传》,必经一个哲学化的过程,才能把《易经》中阴阳、变化等原始哲学思维转变成理性而成熟的表达。就是说,从《易经》出发并不能直接到达《易传》。《易传》既是解易之作,那么《易传》的作者们须先要获得理性,然后才能把《易经》解释成为一个理性的著作,否则,他们最可能解释出来的还是易卦之象而非易卦之理。事实上,对《易经》的解释始终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的和象数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道家哲学思维,正是理性解《易》所需要的理性思维,从《易经》到《易传》的中间,它正好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周易今注今译》
然而,能够起到上述作用与实际起到了这种作用,究竟还是两回事情。首先,老子不言《易》,在《老子》书中,见不到老子谈到过《周易》,也从未见到老子谈起过卜筮与卦爻辞,也即是说看不到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尽管《易经》在老子之前早已存在。其次,老子既不言《易》,也就难以说老子承担了《易》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承转的角色,老子就是老子。这么说,并不排除老子也接受过《易经》的影响,只是说他没有担当转递《易》学的角色而已,也更不能排除《易传》学者接受了老子的思想。只是这些都需要小心地寻找思想的证据,来证明老子道家所起到的作用。大概陈鼓应先生还是相信任何思想总归是有来源的,故而他将《易经》与《老子》做仔细的比较,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如爻辞中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与老子所说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都在说明事物之间的对立与转化;“无妄”卦的主旨为“反对无端妄行”,与《老子》的“不知常,妄作,凶”以及“无为”,皆是主张“毋妄为”之意;《易经》中的阳爻与阴爻两个基本符号,到了老子那里,便被视为宇宙中根本对立的因素和力量,认为一切变化皆是由对立的交互作用引起的。在前后两种思想中,在抽象的观念上能够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东西,如“阴阳”“往复”等观念,我们也借此可以相信在后的思想继承了在前的思想;而在前后两种思想中,要找到具体的概念的相同,则要困难得多,然而,这恰恰是能够作为有力的证据表明两种思想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易经》和《老子》中,这样具体的相同概念实在是很稀少。上述情况在《老子》与《易传》,尤其是《庄子》与《易传》之间,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个方面,陈鼓应先生列举了大量的例证,如《易传》中所反复使用的范畴,如“阴阳”“刚柔”“太极”“无为”“精气”“变通”“常”“无常”“神明”“幽明”“洗心”“知几”等,皆出自道家自然观当中的范畴,在思维方式上也可以看到《易传》与老子、庄子以及其他道家皆相类似。这里我们分析几种情形。首先,陈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夫易,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所说的“易”,其实就是《易传》。《易经》中的卦爻辞,本意也是要推论天意与人事之间的联系性,不过,这样的联系性主要存在于具体的人和事,多不涉及社会政制方面,而在《易传》中就大不同了。《易经》里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以及“用九,见群龙无首”,在《易传》中解释为:“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文言》)这是一种把天象与社会的治道联系起来的有意识的推论。老子是把“天之道”与“人之道”联系起来并又对置起来看的,“天下有道”是将天道落实在人道中,“天下无道”是人道没有遵循天道,从而天道不在人道之中。在老子那里,天道是人道的应当效法的对象,又是一种强大的超自然力,但天道并没有与人道相应合,也没有给予人间秩序某种合法性。而在《易传》中,不仅存在着天道与人道的应合关系,也给予了人间秩序某种合法性。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前后继承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则表明它们之间在立足点及其观念上的独立性。其次,相反相成而生化的思维方式。老子提出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有无相生”(二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以及“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以及“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等,老子是在哲学抽象的意义上,推论两种相反的势力所产生的变化,以及事物变化的周期性。《易传》利用了老子道家的这些哲学思维,却又没有脱离《易经》的卦爻语境,即始终在解释《易经》的语境下运用老子道家的哲学思维,提出了诸多的《易》学哲学的重要命题:“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阴而外阳”(《彖·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之谓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动静有常”“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阴阳合德”“穷神之化”等(《系辞》)。从这些命题可见,它们是易学的思维,又是哲学的思维,单是易学的思维而没有经历哲学的历练,是讲不出这些命题的。[明]张路《老子骑牛图》其三,概念重合所表明的思想来源。上面所述,皆以思维方式与观念论之,若以概念的重合而言,则又进了一层。像“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不仅仅讲的是辩证法的问题了,已经是一个宇宙论的问题了,而“道”作为宇宙论的哲学,确乎是老子所开辟的。对此,陈先生借用了冯友兰先生的话:“古时所谓道,均为人道,至《老子》乃予道以形而上的意义。”确乎其言。除此之外,陈先生还找到了另外两个概念。《易传·系辞》有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老子》书中讲出来的,如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前后十数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可见那是一个反复讲述的基本概念。其基本意思是:不要因自己的作为而扰乱了他人或事物的自在与自为。《庄子》内篇《应帝王》,外篇《在宥》《天地》《天道》,杂篇《田子方》《庚桑楚》等,对“无为”有着多方面的甚至形象化的表述。这一概念在政治哲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所谓“无为而治”。以至于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而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系辞》在这里用到了“无为”概念,不会是无思想来源的。“太极”这个概念,是《庄子·大宗师》里提出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太极”在这里表述的是宇宙最开初的那个状态,后来在中国宇宙论哲学中广泛地被运用了。《易传·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所采取的正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方法,“太极”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正是万物最为开初的那个状态。由此来说,庄子的宇宙论是《易传》的一个确定的思想来源。先天太极图
论述了《易传》与老庄的相似之处,还得说到它与老庄不似之处。首先,在《易经》中并没有那么显明的尊卑的观念,甚或还崇尚“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上九)的观念;在《老子》《庄子》书中,贵贱是一个存在着的事实,却不是应有的事实,因为在价值观念上,老庄都不认同贵贱定位。而在《易传》中,天尊地卑、王贵民贱,不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价值定位。其次,老庄多次谈起过“圣人”的作用,却从不说何人是“圣人”,而在《易传》中,经验世界里的包牺氏、黄帝、尧、舜,皆是“圣人”;同样,在《易经》的卦爻辞里所说的“大人”,《易传》解释为“君”(君主),如《文言》在解释“乾卦”九二所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其三,《易传》中多次使用“子曰”,这是儒家对孔子的专有名称。这些事实表明,《易传》作者在价值观上属于儒士,但价值观并不会阻碍他们对老庄道家思想的吸收,至于《易经》,那更不是问题,因为它是国人共有的思想资源。三黄老道家与魏晋玄学
汉代初期黄老道家的出现以及受到的礼遇,从历史情势上看有其必然性。作为先秦时代的显学,儒家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墨家又淡出了,黄老道家所主张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主张,颇合乎楚汉连年战争之后医治社会创伤、恢复国家元气的需要,于是这个带有隐士底色的学派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高惠文景四朝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在于它的一个主意或一两句口号,而是自有其政治哲学及社会价值观。这种学说和价值观,也的确影响到众多的在朝仕宦,汉初的几代文臣武将,多为黄老道家的追随者。然而,黄老道家在汉代以后的很长时间突然又消失了,这自与汉武帝的政治打压有关系,但这个曾经风靡那么长时间的学派连著述都消失了,却一定有让人难以释怀的缘由。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的发现,补上了这个历史的空缺。陈先生对此非常地兴奋和重视,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里,他一直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