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的问题以及“道物”关系
中国哲学中，“道”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把作为哲学范畴的“道”的出现视为中国哲学的起点，恐怕是较少有争议的。“道”本来的文字之义乃是道路，在《诗经》中，“道”就是这个意思，诸如“道之云远，曷云能来”（《邶风·雄雉》），“遡洄从之，道阻且长”（《秦风·蒹葭》）。这个形下之义，到了春秋时候的老子那里，一变而成为了形上之义，“可说的”就不是他所指称的道，“不可说的”才是他所指称的道。“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即是形上与形下的界限。
“道”一经确立，它就成为了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诚如金岳霖先生所言，“道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老子论道，具有多个面向。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方面，开出了宇宙论；从“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似万物之宗”以及“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开出了本体论；从“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道尊德贵”开出来了社会历史论。无论从哪个方向，开出来的都是哲学。老子所开出的为纲领性的哲学原则，却为庄子及其后学所阐发论证，由此形成了人们所称的“道家”。道家就是要“问道”的，而“道之问”既是抽象的问，也是究竟的问。从道本身的追问来说是如此，从道所联系到的事实的追问也是如此，都是对于所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与根本原因的求索。
《老子今注今译》我们知道，孔子把自己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也称为“道”，但这既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也非本体论意义上的，所以“道”在孔子那里还不是一个纯粹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陈先生认定“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其实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但很显然，陈先生还是担心这个判断会引来非议，于是引述了张岱年先生系列论文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论思维的巨大的跃进”，“孔子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老子开创了关于本体论的玄想”。张先生的这些论文发表在他的晚年，是成熟思考之作，陈先生用来佐证自己的判断，也是妥当的。
中国哲学在春秋时期实现了突破，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在春秋之前，哲学有了某些原始思维，却没有完整的形态，真正可能实现哲学突破的应该是老子、孔子及墨子，可是孔子的兴趣在于伦理学，墨子的兴趣在于逻辑学，只有老子的兴趣在于哲学。《老子》这本书，无论有多少种称谓，但最妥当的说法还是一本哲学的书，哲学不仅在他那里取得了理性的突破，也取得了完全的形态。对此，对于中国文化与哲学了解十分有限的黑格尔，在其《哲学史演讲录》中也认为老子的“道”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只是他把这种理性又不甚恰当地称为“原始的理性”与“超自然的理性”（黑格尔把“道”直接理解为“理性”：“那常被古人引用的那句有名的一段话是：‘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对于孔子，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教训”是一种“道德哲学”。道德哲学自有其道德理性的价值，但道德理性不是纯粹理性，从道德哲学中衍生不出宇宙论及其自然哲学，也并不能从中衍生出本体论哲学，也就是说，道德哲学不是一种完全形态的哲学。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道”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是道家所发现的这个“道”具有多个面向，当它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时候，它与物之间就是发生与生成的关系，是一与多的关系，道是实体与根源，是一切事物的源头，这是宇宙论的观点。当它作为一切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时候，它与物之间就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道是事物的本质和本体，事物是体现道的存在的现象与过程，是道的具体化落实。当道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则、规律的时候，它与社会历史事物之间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整体性与个别性、目的性与非目的性的关系。
道的多面向，塑造了道与物的多重关系。陈先生认为，老庄所倡导的道哲学，在不同的语境中形成了多层涵义，诸如：道表现为“无限性之实存体”，因为道超越时空，乃是永恒而普遍的存在体；道为一切存在之大全，因为“道通为一”，“一”即整体，尽管宇宙间存在无限的多样性，但其中因为道的存在与相通，使得宇宙存在呈现出统一性；道为大化流行发育之过程，因为道生生不息，“周行而不殆”，“造化”万物，并使得其以“自化”“物化”；道为万有生命的源泉，因为道创生万物的同时，也把自己内化于物质之中而成为其本性；道为主体精神所上达之最高境界，道不仅创生天地万物，道本身也是一个“众妙之门”的境域，而人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个“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及“独与天地往来”的“天地境界”；道还蕴含了天道与人道，老子将天道与人道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中，推论天道以明人事，并依托天道之“损有余而补不足”，以为人间之效法。
以上哲学建构并非都在《老子》书中完成的，老子惜言，文字有限，只说出了命题与原则而没有展开论述，许多思想是道家学派尤其是庄子所完成的。如宇宙论观点，老子的“道之为物”，在庄子那里变成了连续、系统而详尽的表述，并且以一个有情有信的“造物者”把“道”人格化了。更为重要的是，庄子将老子的道本体倾向变成了完全的道本体，道不仅是古老的存在，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与物质以及社会现象之间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此形成了它对于所有现象的观照与对应关系。老子提出的“有无”“动静”“言意”“死生”等哲学命题，在他那里都得到全面、深入而透彻地阐述，可以说，老子开创的道家哲学纲领，经过庄子，成为了宏富且纯粹的哲学。正是由于道家哲学形成了无论就问题的精粹，还是著述的体量，皆无其他学派可以替代，所以陈鼓应先生认为其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干”。
《庄子今注今译》
二《易传》与道家的关系
在陈鼓应先生的学说中，可能争议最大者莫过于他对于《易传》与道家关系的判断了。在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的“序”里，他写道：“本书的出版，在观点上，一反众说”，并明确地认定“《易传》为道家学派作品”。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年“修订重排版序”中，陈先生再次申述：“《周易》经、传不归于先秦儒家，而《易传》主体思想乃属老庄哲学发展之系脉，这一观点将由本书详加论证。”而在年出版的《道家哲学主干说》中，陈先生在表述上略有异趣，他认为，“《易传》学派哲学化之隶属于道家学脉”，而不直言《易传》属于道家学脉，这个修订表明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审慎态度，只在《易传》的哲学化方面坚持道家的作用。在《易经》《老子》与《易传》之间，陈先生认为，“老学在辩证思想方法上，上承《易经》；在天道观（自然观）上，下启《易传》”。把老学视为从《易经》到《易传》中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实际上也是把老学与《易经》《易传》看作为一个学派连续性前进的过程，只是他把这种连续性限定在“辩证思想”方面。这样的考虑有其合理性。《易经》为卜筮之书，其语言也是卜筮的语言，如果说其中也有哲学思维的话，那也只能算是原始的哲学思维，并没有哲学的语言。而《易传》运用的是哲学的语言，其思想观念也是比较成熟的哲学观念。故从《易经》到《易传》，必经一个哲学化的过程，才能把《易经》中阴阳、变化等原始哲学思维转变成理性而成熟的表达。就是说，从《易经》出发并不能直接到达《易传》。《易传》既是解易之作，那么《易传》的作者们须先要获得理性，然后才能把《易经》解释成为一个理性的著作，否则，他们最可能解释出来的还是易卦之象而非易卦之理。事实上，对《易经》的解释始终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的和象数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道家哲学思维，正是理性解《易》所需要的理性思维，从《易经》到《易传》的中间，它正好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周易今注今译》
然而，能够起到上述作用与实际起到了这种作用，究竟还是两回事情。首先，老子不言《易》，在《老子》书中，见不到老子谈到过《周易》，也从未见到老子谈起过卜筮与卦爻辞，也即是说看不到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尽管《易经》在老子之前早已存在。其次，老子既不言《易》，也就难以说老子承担了《易》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承转的角色，老子就是老子。这么说，并不排除老子也接受过《易经》的影响，只是说他没有担当转递《易》学的角色而已，也更不能排除《易传》学者接受了老子的思想。只是这些都需要小心地寻找思想的证据，来证明老子道家所起到的作用。大概陈鼓应先生还是相信任何思想总归是有来源的，故而他将《易经》与《老子》做仔细的比较，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如爻辞中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与老子所说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都在说明事物之间的对立与转化；“无妄”卦的主旨为“反对无端妄行”，与《老子》的“不知常，妄作，凶”以及“无为”，皆是主张“毋妄为”之意；《易经》中的阳爻与阴爻两个基本符号，到了老子那里，便被视为宇宙中根本对立的因素和力量，认为一切变化皆是由对立的交互作用引起的。在前后两种思想中，在抽象的观念上能够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东西，如“阴阳”“往复”等观念，我们也借此可以相信在后的思想继承了在前的思想；而在前后两种思想中，要找到具体的概念的相同，则要困难得多，然而，这恰恰是能够作为有力的证据表明两种思想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易经》和《老子》中，这样具体的相同概念实在是很稀少。上述情况在《老子》与《易传》，尤其是《庄子》与《易传》之间，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个方面，陈鼓应先生列举了大量的例证，如《易传》中所反复使用的范畴，如“阴阳”“刚柔”“太极”“无为”“精气”“变通”“常”“无常”“神明”“幽明”“洗心”“知几”等，皆出自道家自然观当中的范畴，在思维方式上也可以看到《易传》与老子、庄子以及其他道家皆相类似。这里我们分析几种情形。首先，陈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夫易，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所说的“易”，其实就是《易传》。《易经》中的卦爻辞，本意也是要推论天意与人事之间的联系性，不过，这样的联系性主要存在于具体的人和事，多不涉及社会政制方面，而在《易传》中就大不同了。《易经》里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以及“用九，见群龙无首”，在《易传》中解释为：“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文言》）这是一种把天象与社会的治道联系起来的有意识的推论。老子是把“天之道”与“人之道”联系起来并又对置起来看的，“天下有道”是将天道落实在人道中，“天下无道”是人道没有遵循天道，从而天道不在人道之中。在老子那里，天道是人道的应当效法的对象，又是一种强大的超自然力，但天道并没有与人道相应合，也没有给予人间秩序某种合法性。而在《易传》中，不仅存在着天道与人道的应合关系，也给予了人间秩序某种合法性。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前后继承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则表明它们之间在立足点及其观念上的独立性。其次，相反相成而生化的思维方式。老子提出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有无相生”（二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以及“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以及“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等，老子是在哲学抽象的意义上，推论两种相反的势力所产生的变化，以及事物变化的周期性。《易传》利用了老子道家的这些哲学思维，却又没有脱离《易经》的卦爻语境，即始终在解释《易经》的语境下运用老子道家的哲学思维，提出了诸多的《易》学哲学的重要命题：“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阴而外阳”（《彖·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之谓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动静有常”“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阴阳合德”“穷神之化”等（《系辞》）。从这些命题可见，它们是易学的思维，又是哲学的思维，单是易学的思维而没有经历哲学的历练，是讲不出这些命题的。[明]张路《老子骑牛图》其三，概念重合所表明的思想来源。上面所述，皆以思维方式与观念论之，若以概念的重合而言，则又进了一层。像“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不仅仅讲的是辩证法的问题了，已经是一个宇宙论的问题了，而“道”作为宇宙论的哲学，确乎是老子所开辟的。对此，陈先生借用了冯友兰先生的话：“古时所谓道，均为人道，至《老子》乃予道以形而上的意义。”确乎其言。除此之外，陈先生还找到了另外两个概念。《易传·系辞》有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老子》书中讲出来的，如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前后十数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可见那是一个反复讲述的基本概念。其基本意思是：不要因自己的作为而扰乱了他人或事物的自在与自为。《庄子》内篇《应帝王》，外篇《在宥》《天地》《天道》，杂篇《田子方》《庚桑楚》等，对“无为”有着多方面的甚至形象化的表述。这一概念在政治哲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所谓“无为而治”。以至于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而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系辞》在这里用到了“无为”概念，不会是无思想来源的。“太极”这个概念，是《庄子·大宗师》里提出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太极”在这里表述的是宇宙最开初的那个状态，后来在中国宇宙论哲学中广泛地被运用了。《易传·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所采取的正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方法，“太极”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正是万物最为开初的那个状态。由此来说，庄子的宇宙论是《易传》的一个确定的思想来源。先天太极图
论述了《易传》与老庄的相似之处，还得说到它与老庄不似之处。首先，在《易经》中并没有那么显明的尊卑的观念，甚或还崇尚“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上九）的观念；在《老子》《庄子》书中，贵贱是一个存在着的事实，却不是应有的事实，因为在价值观念上，老庄都不认同贵贱定位。而在《易传》中，天尊地卑、王贵民贱，不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价值定位。其次，老庄多次谈起过“圣人”的作用，却从不说何人是“圣人”，而在《易传》中，经验世界里的包牺氏、黄帝、尧、舜，皆是“圣人”；同样，在《易经》的卦爻辞里所说的“大人”，《易传》解释为“君”（君主），如《文言》在解释“乾卦”九二所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其三，《易传》中多次使用“子曰”，这是儒家对孔子的专有名称。这些事实表明，《易传》作者在价值观上属于儒士，但价值观并不会阻碍他们对老庄道家思想的吸收，至于《易经》，那更不是问题，因为它是国人共有的思想资源。三黄老道家与魏晋玄学
汉代初期黄老道家的出现以及受到的礼遇，从历史情势上看有其必然性。作为先秦时代的显学，儒家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墨家又淡出了，黄老道家所主张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主张，颇合乎楚汉连年战争之后医治社会创伤、恢复国家元气的需要，于是这个带有隐士底色的学派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高惠文景四朝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在于它的一个主意或一两句口号，而是自有其政治哲学及社会价值观。这种学说和价值观，也的确影响到众多的在朝仕宦，汉初的几代文臣武将，多为黄老道家的追随者。然而，黄老道家在汉代以后的很长时间突然又消失了，这自与汉武帝的政治打压有关系，但这个曾经风靡那么长时间的学派连著述都消失了，却一定有让人难以释怀的缘由。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的发现，补上了这个历史的空缺。陈先生对此非常地兴奋和重视，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里，他一直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