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子学时代，各家纷纷著书立说，一时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虽学派有别，学说有异，但各家无不表现出对子产治郑功绩和成效的赞誉，如孔子认为子产爱惜民力，所作所为让百姓能够感受到恩惠，称子产为“惠人”，子产去世后，孔子悲伤啜泣，认为子产是“古之遗爱”；荀子赞其“取民者也”。
列子认为子产执掌郑国很短时间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韩非亦赞颂子产治郑后，郑国形成良好的民风，“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荫于街者，莫有援也，锥刀遗道，三日可反，三年不变，民无饥也。”
一、儒家孔子、孟子对子产治国的褒贬
孔子生年比子产稍晚，对子产的评价在《左传》、《论语》、《礼记》中有记载。首先，巧于辞令，足以为国基。郑国因处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时时受到两国的威胁，但是子产能凭借娴熟的外交辞令和出色的外交智慧，为郑国谋取利益。
如鲁襄公二十五年，子产伐陈，献捷于晋国，面对晋国的责难，子产列举先祖之事，指出“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使晋人而无法责难，孔子也不禁感慨子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能以文辞免大国之讨。
如果说郑献捷于晋是免去了大国的责难，那么鲁昭公十三年子产为郑国争承贡则是为郑国减轻贡赋，谋取利益。晋国会诸侯于平丘，子产依周之礼制认为“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从中午争论至黄昏，并最终征得了晋国的同意。孔子认为子产是勇于为国家谋利的人，赞其所言所行“足以为国基”。
其次，能行仁政，明了为政要义。如鲁襄公三十一年，郑人在乡校集会，议论执政得失，子产没有听取然明损毁乡校的建议，认为郑人议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及时听取国人意见，慢慢消弭国人的不满，于是孔子感慨：“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认为子产为人仁，能行仁政，子产不毁乡校亦有早期民主政治的色彩，为后人所称颂。
《论语》中赞扬子产制定外交辞令，不专以己意，能够利用郑大夫裨谌、子太叔、公孙挥得特长，最后由子产润色，以应对诸侯之事，孔子认为子产为政有方，知人善任，择贤使能。
子产临终时，告诫其继承人子太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听闻此言，不由感叹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十分赞同子产对为政之道的认识，认为为政讲求政通人和，而为政方式不专于宽或猛，要宽猛相济，相辅相成，此是为政要义。
正是因为子产在执政期间表现出了良好的个人魅力和杰出的执政能力，以至于孔子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后，悲伤啜泣，对子产辞世感到十分悲痛惋惜，认为子产有古圣贤的遗风。子产的形象无疑十分契合儒家所推崇的贤人形象。
孔子曾论道子产能行君子之道，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自身谦虚恭谨，公忠体国，能为国家谋利，能够使百姓得到恩惠，所以孔子又称子产为“惠人也”。
然而儒家对子产的评价也非全是褒扬之语，就如孔子所称子产“惠人”，但他向弟子子贡等三人讲述“礼”的时候说道：“子产犹众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认为子产虽然能够使众人足衣足食，却未能做到孔子所提倡的德政教化，孟子则继之其后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子产“不知为政”。
子产为了百姓免受冬涉之苦，以自己的乘舆渡其过河，孟子认为子产此举虽是慈爱之心的体现，却未掌握执政者的要旨，乘舆济人，只能惠及少数，而桥梁修成只消月余，百姓也就不会以渡河为患。
孟子批评子产作为执政者，不应仅仅满足于小恩小惠取悦于民，天天这样做，亦有不足，这也是孔子所说子产若众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教之，惠而不知为政的缘故，而孟子这一论断，在宋代亦聚讼不已，引发了如何为政的探讨。
二、法家：韩非子认为子产治国无术
韩非为“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师从荀卿，是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著作《韩非子》一书体现了他的思想。韩非一方面肯定了子产治郑的功绩，在《外储说左上》篇中记载了郑简公担忧郑国防御能力低下，惧怕晋、楚等大国随时侵犯，子产则信誓旦旦地地说：“臣闭其外也已远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在子产的努力下，郑国国小而不危，国防坚固，国无盗贼，道不拾遗。
从韩非子的记述来看，子产能够担君之忧，将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确是国之贤臣，但是韩非子又记载了子产两则史事，认为子产所为有可指摘之处：其一，认为子产年少时在政治上表现不成熟。《左传》载鲁襄公八年，郑国侵蔡获胜，唯独子产指出要害，认为小国不修文德而崇尚武功，无法抵御晋、楚大国的轮番责难，这被认为是子产具有敏锐政治见识的表现。
子国认为子产不在其位而议论国政，未知君主之意，独出别说而脱离群臣，会给自己甚至家族带来灾祸，韩非亦认为子产虽见识卓远，但年少冲动，未知政治波诡云谲，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其二，认为子产治国无术。
断案一事当是子产精明且洞悉人情的体现，但韩非评论道：“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韩非认为子产多事的原因在于，子产耳目所及之处，可以辨奸，但是耳目之所不及，则难以发现，子产自恃聪明，躬身断案而不依靠主管诉讼的官吏来处理案件，是“无术”的表现，因而受到韩非的批评。
其后韩非又进一步解释为何说子产“无术”，即个人才智终究有限，难以顾及到世间所有事物，所以要任用典成之吏依法办事，以达到“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的效果，而子产却不明其理，这也是韩非引用老子所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也”来批评子产治国无术的原因。
三、道家：庄子、列子对子产的戏谑
庄子，名周，《史记》载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所著多为寓言。在《庄子·德充符》篇记载了子产与申屠嘉的故事：子产和兀者（跛脚）申徒嘉同在一处学习，因申屠嘉体无完型而不肯与其同时出入门堂，两人便展开了辩论，子产讥讽申屠嘉“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而申屠嘉则认为自己知道自身现状而安之若命，乃是有德之人。
有许多讥笑申屠嘉跛足之人，他都很愤怒，但是在先生之所，先生以善喻之，十九年而不知申屠嘉是兀者，最后申屠嘉反嘲子产“游于形骸之内，索我于形骸之外”，使得子产猝然改容更貌，无地自容。此段记载未见于《左传》、《论语》等书，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且所记与子产贤者形象大相径庭，倒是与《史记》言庄子洸洋自恣的作风较为贴切，表现出庄子对世所称道的贤者的戏谑。
列子，名御寇，撰《列子》，内容形式多为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其《杨朱》篇载有子产规劝其兄弟二人的故事。子产治郑，政绩可观，但是他有兄弟二人，公孙朝和公孙发，一人好酒，一人好色，不顾及世道人情，子产十分担忧，私下去邓析处，说出自己的无奈和担忧并向邓析寻求对策，邓析则告诫子产要“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依此而行，劝说兄弟二人能够自悔改过，却没有达到效果，反而理屈词穷，无以应对。
关于子产所言的道理，兄弟二人早已知晓，但是他们鄙视礼义性情，所追求的乃是一生之欢乐，更何况子产以礼义和荣禄来劝说他们，则受到他们的鄙视，“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苦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后来子产将其兄弟所说告诉邓析，邓析则说子产兄弟二人是道德境界极高的人，子产与兄弟二人相处而不识真人，认为子产并非智者。
两则故事未见其它书籍记载，真实性亦有可疑之处，所记子产之事目的是为了刻画子产的窘态，并表现出对礼、义的不屑，这也体现道家绝圣弃智，傲然物外的学派风格。但是二人皆以子产为例，所记充满对子产的戏谑，反而印证子产确有贤名，所以才成为被戏谑的对象。
总结
先秦时期对子产的评价褒贬皆有，以褒为主：首先，子产所处春秋后期天子权威衰落，公室势大，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子产执政慎之以礼，能行仁政，受到了维护周礼的孔子的称赞。战国时期，列强争雄，各家学派纷纷宣扬学说，对子产的认识和评价充分显现出各学派的思想特色，如孟子强调为政平治政事刑法，不能以私惠而废公道，故认为子产不知为政之道。
法家的代表韩非子强调以法治国，故对子产自恃聪明才智而不遵治国之术有所非议；而道家代表庄子和列子则表现出对圣贤、礼、名的不屑，绝圣弃智，傲然物外，不为名誉所累，故所述子产故事充满戏谑之意。
在列国争雄，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各学派从他们思想学说角度评价子产言行，能够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丰富子产的形象。儒家经典《论语》中所论子产行“君子之道”、“择贤使能”，《孟子》论子产“惠而不知为政”等内容，成为后世学者儒生长期讨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