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了解下“神医扁鹊”，之所以现在写到这位“战国时期”的神医，是因为上几篇文章写过的蔡桓侯，让我想到了扁鹊，而在蔡国的历史上，其实是没有蔡桓公这个人物的。我和我家先生不时就讨论一下，发现了很多让人不解的疑点，便计划自己动笔写一下。等真正深入学习才发现，这真是一个大命题，一两篇文章的论述，都不足以说清楚。在他的支持下，我需要认真的整理修正，决定给这些混乱的关系，都捋顺交代一下。
扁鹊治病
说到扁鹊，最熟悉的莫过于中学课本里面的文言文《扁鹊见蔡桓公》，现已删除。但人教版四上的语文课本，却收录了一篇名为《扁鹊治病》的故事，其根据《韩非子·喻老》改写，蔡桓公也变成了蔡桓侯，文言文变成了现代文。为什么删改语文课本？还有其他诸如张衡的地动仪，鲁迅的文章，究竟删减的原因，都是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去论述后两者，单来说说“扁鹊”这“个”人~
四年级上册语文课本，《扁鹊治病》的故事，选自《韩非子·喻老》，名字是后人加的。
原文如下：
扁鹊见蔡桓[huán]公，立有间[jiān]。扁鹊曰：“君有疾在腠[còu]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hào]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yìng]。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xuán]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tang]熨[wèi]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jì]之所及也；在骨髓[suǐ]，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suì]死。
翻译如下：
扁鹊进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扁鹊说：“君王，您的皮肤间有点小病，不医治的话，恐怕要更厉害了。”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走后，桓侯毫不在乎地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当作功名！”
过了十天,扁鹊又去拜见桓侯，（对桓侯）说：“君王，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不医治的话，会更加严重。”桓侯却不理睬（他）。扁鹊走后，桓侯又不高兴了。
过了十天，扁鹊再去拜见桓侯，（对桓侯）说：“君王，您的病已经到了肠胃中，不医治的话，会更加严重。”桓侯又不理睬（他）。扁鹊走后，桓侯又不高兴了。
过了十天，扁鹊看到桓侯后转身就跑。桓侯特地派人去问他。扁鹊说：“（病）在皮肤，（是）烫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病）到了肌肉，（是)针灸（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病）到了肠胃里，（是）火剂汤（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病）到了骨髓里，（那是）司命所管的事了，（医药已经）没有办法的。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所以我不再说话了。”
过了五天，桓侯浑身疼痛，派人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于是桓侯就死去了。
再来看看《韩非子》的作者韩非，有助于我们分析。
韩非其人
韩非（约前—前），韩王室宗族，韩王歇之子，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师从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d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祖龙最推崇的一篇就是《五蠹》，韩非也是被李斯陷害的）
《韩非子·喻老》出自《韩非子》。在短篇幅中，用二十五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分别解释了《老子》十二章，其中《德经》八章、《道经》四章，使《老子》抽象的哲学思想有了具体可感的呈现，在中国哲学史和训诂学史上起着发凡起例的作用，同时也使他的刑名法术之学有了比较精深的理论凭藉。
《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二篇为道家经典《老子》的重要注解与阐释著作。先秦法家本为极其凌厉之学问，多有真切喜人之处，而道家老子之深邃精奥则远过其他诸子。凌厉之法家与深邃之道家本一脉相承，故学者有“道生法”一说。而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那“喻老”是什么意思呢？是韩非以比喻、寓言的形式，阐述《老子》的篇章。认为君主治国应以权势为基础，以赏罚为“利器”。提出“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辩证观点，说明生死、祸福、吉凶、强弱的转化，强调“随事以举事”，“自胜之谓强”。
爵位演变
我们再回到开篇那里讨论的问题，蔡国只有桓侯，没有桓公，但是文中除了第一句“扁鹊见蔡桓公”，其余所述均为“桓侯”，这是怎么回事？韩非所述究竟是蔡国哪位君主？故事是否为真实的？
一、先看看周代诸侯国爵位的演变：
首先，蔡国的先祖叔度是周武王的同母弟，被封于蔡国，所封的爵位就是侯爵。周代诸侯国的爵位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周代诸侯的爵秩等级像世间其它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上引《左传》、《国语》等文献证明周代诸侯爵有五等，但据《公羊传》说《春秋》以公为一等，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是三等。《孟子·万章下》说：“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四等。同时，孟子说这仅是“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左传》、《国语》与《孟子》，《公羊传》所载周代爵秩等级的不同，其实就是周代诸侯等级不断变化的反映。
这一点也在《周礼》的记载中有所表现。《周礼·地宫·大司徒》讲周代诸侯虽有“诸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五等，但依其所食之地划分，则只为“公食其半，侯伯叁之一，子男四之一”，是三等。这又与《孟子》所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体相同。
可见，周代所封诸侯虽为五等，但从封地或所食之地看，实为三等。而公与侯，侯与伯，子与男等的差别，只是礼仪形式问题。所以经过从西周到春秋的二、三百年变化，大体上就变成了《春秋》所说的三等。（公/侯/伯子男）
春秋时，诸侯爵等的另一种变化，是列国不再以昔日的爵秩高低，而是以实力地位来论大小和强弱。《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时诸侯“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完全正确的。
据《左传》成公三年，晋卿荀庚与卫卿孙良夫同时聘鲁，鲁成公询问大夫臧宣叔会盟时将以谁为先？臧宣叔说晋为大国，卫与晋比仅为小国，晋又是伯主，所以应以荀庚为先。杜预也说：“春秋以强弱为大小，故卫虽侯爵，犹为小国”，小国应“降大国二等”。在周初，晋，卫同为元侯，而今晋强卫弱，卫已沦落成三流国家。
二、谥号中“公”的含义：
我们来查一查蔡国的君主列表，就会发现，除了蔡叔度、蔡仲胡、蔡伯荒这3位君主，我们看不出爵位来，其余从蔡宫侯到蔡侯齐共22位君主（蔡国共经历25位君主），都以侯命名。这与《春秋》所书，姜小白为齐候，后人谥号却给齐桓公的对比，明显不同。
对此，很多人要问了，蔡国只是侯爵，为什么《喻老》中第一句，却说“扁鹊见蔡桓公”呢？
对此，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周朝时期，谥号里面的“公”，是一种尊称，而非爵位。也即对于齐国、郑国、晋国、秦国等诸侯国的国君，谥号里面的“公”和原先的爵位是不能划等号的。彼时，诸侯这一级别，谥号基本统一为“公”。与此相对应的是，士大夫这一级别，谥号基本统一为“子”。“公”可以作为诸侯的通称，这是客观事实。但那不是爵称，而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尊称。何休在《公羊传》隐公元年注云：“鲁称公者，臣子心所欲尊号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之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称公。”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春秋》等史料记载其它国家诸侯朝会时，一律称呼各个诸侯国原本的爵位。如《春秋》庄公十六年载幽之盟曰：“冬十有二月，（鲁庄）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史书中说法还是很严格的，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晋侯秦伯围郑”，不是谥号、不是称呼自己国家君主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用本来的爵位。比如春秋时期，虽然齐桓公是当时的霸主，但是，其他诸侯国在称呼齐桓公的时候，往往会称呼其为“齐候”。
当然，在周天子之下的诸侯国中，也是存在公爵诸侯国的，比如宋国。因为他的国君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微子启，所以西周建立后，周王室将宋国国君封为公爵，宋国国君为子姓宋氏。由此，对于宋国君主来说，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其他诸侯国，都会称呼其为宋公。正是因为爵位上的尊贵，宋国在和齐国、鲁国（鲁国也是公爵）、晋国、楚国等诸侯国会盟的时候，往往也会有一个靠前的座次。
前文也说了，“喻老”的意思，是韩非以比喻、寓言的形式，阐述《老子》的篇章。《喻老》书中内容，就是通过这两种形式，来解释韩非本人对老子道家著作的诠释。由此可断，不同于司马迁《史记》那样严谨的历史著作，《韩非子》这本著作，可能会有一点随性、隐喻的意味。所以，明知道蔡国没有“蔡桓公”，只有蔡桓侯姬封人（前—前在位），只有神医“扁鹊”（前—前），只有齐桓公姜小白（前—前在位），只有田齐桓公田午（前－前在位），为什么生活于（约前—前）的韩非，生于所有这些人物之后的韩非，却仍然愿意这样写呢？（请注意，扁鹊和蔡桓侯的年代差了有年）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开启未来几天持续更新的“大命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