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夷陵之战，就是“火烧连营八百里”的那场战役。关羽兵败身死丢失荆州后，刘备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举全国之兵与东吴开战。《三国演义》中讲，刘备开战的原因是讲兄弟义气，要为关羽报仇，其实这是胡扯。
关羽死在公元年7月，夷陵之战发生在2年之后，刘备要真是冲冠一怒为兄弟，那早就开战了。其实，刘备开战的真正原因，是想夺回荆州。因为荆州对蜀汉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为什么？这是由军事地理决定的。
当时全国由南向北的通道一共就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走淮河平原，这条路遍布沼泽，不适合大部队尤其是骑兵部队的展开。西线是翻越秦岭从汉中进入四川，有五条小路，能走但军粮转运困难，诸葛亮五次北伐中原，就是在这些小路中反复试验。剩下一条中线，从荆州出发，经襄阳、南阳、方城，到达许昌和洛阳。
中线这条路从春秋战国时就被广泛使用，平坦易行，适合大兵团作战，属于当时军事上的高速公路，被称为“南襄隘道”或者“方城隘道”。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做出的战略构想是，利用四川盆地生产足够多的粮食，然后命一上将带荆州之兵走宛洛，刘备亲自带四川之兵出祁山，对曹魏形成钳形攻势，其中“出宛洛”就是走“南襄隘道”。
计划不如变化快，关羽丢失荆州后，这个完美的战略构想没法实现了。但是刘备不甘心，他意识到了“南襄隘道”对实现霸业的重要性，所以才不顾大臣反对，不惜与东吴翻脸，想重新达成《隆中对》设想的完美战略态势。不幸的是，夷陵之战刘备大败，蜀汉彻底失去了从荆州北伐曹魏的路线。后来诸葛亮五出祁山，但受军事地理的制约，徒劳无功，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地理因素不仅是个别战争成败的关键要素，也通过战争成败关系到整个历史的走向；换句话说，熟悉军事地理，就能更透彻地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甚至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
不管是“天时”“人和”还是其它因素，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地利”相对固定且有规律可循。只要掌握了地理规律，就可以计划一场战争，至于人和、天时，都是在根据地理制订了作战计划之后，才去考虑的因素。作为一个中国人，懂得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军事战略的演化，也就读懂了中国何以过去，何以现在。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主要国家有七个，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统称为“战国七雄”。去掉秦国，另外六国还有一个称呼，叫“关东六国”。为什么叫“关东六国”呢？因为这六国都在函谷关的东侧。
函谷关，是中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附近。这个位置有一条黄河冲击出来的沟壑，是连通中原和关中平原的交通要道，人们走在沟底，仰望两侧山脉，就像走在一个封闭的箱子底部。“函谷关”的“函”字，也就是“邀请函”的“函”，本义是指能把整只箭都盛放起来的一种器皿。你想想，能让置身其中的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沟壑的地势得有多么幽深、险要？
函谷关确实易守难攻。西汉贾谊的政论名篇《过秦论》中讲到，战国末期，“六国之士……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qūn）巡而不敢进”，意思是六国组织联军从函谷关进攻秦国，秦国打开关口迎接敌人，敌人都不敢进来。
秦国占据的地利除了东侧的函谷关，还在三个方位都有重要关塞，分别是东南方的武关，扼守湖北通向关中的要道，主要防范楚国；西南方的大散关，扼守西南方进入关中的要道，主要防范夷狄；北方的萧关，扼守北方进入关中的要道，主要防范犬戎。这四道关口，合称“关中四塞”。
只要守住了这四道关口，秦国就封闭了边境，处于绝对安全的态势。再加上关中平原生产的粮食，进可以逐鹿中原，退可以闭关自守。而反观其他六国，多数处于平原地带，缺乏险要关隘，而且边界犬牙交错、多面受敌，连自家后院都保护不了，更谈不上什么统一六国了。
尽管秦国在“地利”上占尽优势，但想成就统一大业依然有很大难度，原因有两个：第一，关中平原生产的军需不足以支持统一全国的军队。话说战国时打仗，动不动就几十万人参战，比如长平之战赵国动员40万人……统一六国，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万的军人等着吃饭，军需不足可不行；第二，秦国当时最大的敌人是楚国，但秦国和楚国之间只有武关一条通道，防守的优势在进攻时就成了劣势，秦国想要灭楚，还缺乏迂回、包抄、夹击等多样化的进攻手段。
公元前年，秦国大将司马错提出一个新战略——为统一中国，秦国要先拿下四川。他是这么想的，控制四川有两大好处：第一，四川盆地是个大粮仓，加上关中平原，两者生产的粮食，能够保证军队供应；第二，四川位于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攻击楚国，为打败这个头号敌人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司马错的这个想法，第一次将军事视线瞄准了当时的蛮荒之地四川，虽然荒地开发、战略部署还是花了秦国近一百年时间，但是所幸，公元前年，秦国还是依靠这个战略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战略模板一旦确定，后来者模仿起来就容易多了。“关中+四川”战略的一个模仿者，是汉高祖刘邦。
刘邦的主要竞争对手项羽，是一个战术大师，局部战争胜率极高，但项羽不是一个战略家，不太懂军事地理。这点从他分封诸王时就能看出来：项羽的领地在江苏、安徽和河南南部一带，这个区域一马平川，是生产粮食的好地方，但也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项羽把刘邦安置在哪儿了呢？汉中，汉中正好连接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刘邦稍微一活动就能同时占据四川和关中，达到秦国统一全国前的战略态势。
当然，项羽也没有傻到底，他让秦国的三个降（xiáng）将分三个国家占据关中，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刘邦。但历史证明，这是一步臭棋。这三人不能同心同德，很快就被刘邦个个击破，丢失了关中地区。结果，刘邦只用4个月时间就占据关中，然后挥兵东进；又用8个月时间攻陷了项羽都城彭城；后来战事虽然有反复，但刘邦凭借地利优势，最终用了五年，彻底击败项羽、统一中国，成为“关中+四川”战略的又一个受益人。
除了刘邦，唐高祖李渊也用这个战略完成了统一、建立了唐朝，在这儿我们就不详述了。总之，从秦朝到唐朝的这段时间内，除了光武帝刘秀，大凡完成全国统一的帝王都是从关中出发，向外扩展领土。
刘秀虽然不是从关中起家，但是他的逆袭也离不开关中。彼时，刘秀先占据了粮仓河北，然后拿下了地势高耸的山西，接着先后拿下洛阳、长安，统一了中原。而当时的关中地区呢？大小军阀有十几个，常年混战不断，整个关中呈碎片化状态，没法拧成一股绳对抗函谷关外的敌人。先统一了中原地区的刘秀，用整个中原的资源对付碎片化的关中，把军阀个个击破，啃下了关中这块硬骨头，这才完成了统一大业。不得关中，无法统一，刘秀这个反例也间接证明了关中的重要性。
关中时代，得关中者得天下。从秦朝到唐朝，“关中+四川”的战略成为帝王统一全国的最优选择，除了光武帝刘秀，完成统一的朝代几乎都依靠了关中的地形优势和四川的军需。可以说，“关中+四川”，是中央帝国的第一个军事密码。
我们前面讲了“关中+四川”这个战略的优越性。这个战略也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它主要围绕着黄河流域，没有重视尚未有效开发的长江流域。随着长江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人口膨胀，长江流域渐渐有了抗衡北方的资本。而且，四川和湖北之间的长江水道日益畅通，四川开始脱离关中，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
所以，从东汉末年开始，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势力，除李渊完成了“关中时代”最后的荣耀外，多数政权只统一了北方却不能够统一全国，中国就此进入了长时期的分裂时代。
分裂时代的开篇，从一个划时代的军事战略《隆中对》开始。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之前颠沛流离、一事无成，他先后给公孙瓒、袁绍、陶谦、曹操等多人打工，唯一一次自己当老板，还是因为陶谦“三让徐州”把徐州让给了他。但有句话说得好“凭借幸运得来的东西，很容易会凭借实力丢掉”，这很容易理解，徐州地理位置重要却无险可守，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就算吕布不来，别人也迟早会打过来，丧家犬刘备并没有实力守住徐州，结果就只能拱手让人。
话说刘备丢失徐州后投奔刘表，继续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他遇到诸葛亮。诸葛亮是个战略天才，当时只有27岁，没有实战经验，就坐在书斋中提出了影响中国历史千年的《隆中对》。《隆中对》最伟大之处在于：诸葛亮认识到南方对抗北方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离开关中和中原地区，刘备仍然能找到足够发挥的战略空间。这一点，以前没有人考虑到。
在此基础上，诸葛亮进一步进行了分析，为刘备规划了路线图：第一，曹操占据关中和中原，孙权占据江东，这两个势力目前难以动摇，先不要惹；第二，刘备应该努力获取荆州和四川，“四川+荆州”不但能为刘备提供足够的财富，还能分两条路形成钳形攻势，攻击曹操；第三，应该和孙权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曹操。《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成功实现了前一半，刘备占有荆州和四川后，三分天下，走向了人生巅峰；但后一半构想缺失败了，原因有两个。
一、《隆中对》本身存在一个矛盾：占据荆州和结盟孙权。
荆州在孙权的战略构想中，也是不可放弃的。所以，刘备集团想既占据荆州又结盟孙权，非得有一个既能坚持原则又善灵活处事的人负责荆州事务。刘备选的是关羽，关羽其人，傲慢成性，原则有余，灵活不足，反而激化了蜀汉和东吴之间的矛盾，最后丢失了荆州。
二、诸葛亮对南方实力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实际上，就算刘备同时占有荆州、四川，甚至占有江东，依然难以统一全国。这是由南北方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并屡次被之后的历史证实。
南北方地理条件有什么不同呢？南方只靠长江天险，而北方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北方统一南方，一旦攻克长江边上的南京，就宣告南方政权的结束。因为南方的皇帝无处可逃，当时浙江杭州都是边缘地区，居民多是蛮人，皇帝逃到那里就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江西和湖南的地形如同两个口袋，进去了就出不来。南方各地之间不能互相支持，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一旦南京失守，南方政权基本就土崩瓦解。
但北方不同。南方政权可以占领长安，但来自甘肃、河北、山西的敌人都可以威胁长安。南方政权也可以控制洛阳，但山西的敌人会跨过黄河，打击洛阳。就算南方政权同时控制了洛阳、长安和山西，但敌人仍然可以从塞外和河北发动进攻。所以，北方的地理形势环环相扣，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当时，没有哪个南方政权能完成统一北方的任务。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做得最好，他一度控制了长安，很快又被赶走。但这已经是南方政权能做到的极限了，绝大部分南方政权北伐，都会在淮河流域或者荆襄地区就把军事资源用尽，然后草草收兵。
所以，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认清了当时南方政权可以靠长江天险割据一方的历史现实，但没有认识到南方政权难以统一天下的历史现实。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膨胀，南方开始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北方。诸葛亮认识到南方政权可以依靠长江自保，却没有认识到南方政权不可能统一北方。南方政权依靠长江最多自保，不可能统一全国，是中央帝国的第二个军事密码。
三、失衡时代，华北平原战略地位的提升。
中国历史上，西安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唐朝以前，大大小小的王朝都喜欢把西安作为首都，有人把西安称为“十六朝古都”。但从宋朝开始，就再没有王朝把西安当成首都。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西安了呢？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新的经济中心。经过了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开发，到了隋唐，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产量渐渐赶上北方。其次，黄河下游成了新的产粮基地。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下游，原本泥沼遍布，土地泥泞，但随着地理的变迁，这里湖泊干涸，变得更加适合农作物增长。这两个区域的飞速发展，让关中的经济地位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以唐朝为例。唐朝时，首都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皇室、官僚、军队，全国各地的商人，大量的外国人，让长安人口猛涨到近百万。数量巨大的非生产性人口，吃光了关中平原的全部粮食，甚至还不够吃。唐朝时，经常发现皇室和官僚跑到洛阳“就食”的事件。
这样，中国的军事地理就进入一个失衡的时代：关中拥有地利优势，却失去了经济优势。先用地利防守住关中，打一波消耗，再靠“关中+四川”的经济优势消灭敌人统一全国的战略，不可能实现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隋炀帝的办法是，在全国粮仓的洛阳和扬州，设立新的行政中心，并修建运河，转运粮食。在修筑运河时，通往关中的河道是最困难的。因为黄河水每年有枯荣期，只有几个月能行船，所以运粮的船只有时要在黄河口等待很久；另外，黄河还有个三门峡河道，水中有巨大的礁石，经常导致沉船——总之，向长安运粮成本巨大。
隋炀帝的办法存在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一旦敌人截断粮道，关中就彻底玩完。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就利用了这一点，派兵猛攻洛阳，攻克洛阳后，大运河的物资运输线被截断，唐朝只好匆忙间搭建了另外一条绕了很多远路、效率更低的运输线，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从武汉转汉江，过襄阳，进入汉水到汉中，再从汉中走陆路到长安。
安禄山破坏了从大运河到关中的运输线后，一部分部队向南攻击，试图占领长江区域这个全国经济中心。如果这里也被叛军攻陷，唐朝就无力回天了。幸运的是，安禄山的军队在雍丘和睢阳遭到到了顽强的抵抗。雍丘令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两个小官，，在危急关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阻止了叛军南下。两人抵抗了两年，挽救了唐王朝，直到叛军势头已尽，无力南侵，这两座小城才告沦陷。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关中地区暴露出的“失衡”态势，已被后来的战略家们引以为戒。后来的几个朝代都放弃长安，转而寻找新的首都。新首都同样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战略要地，有险可守；第二，容易补给，靠近新的粮食产地。
北宋选了汴梁。汴梁虽然更靠近长江区域和华北平原这两个粮仓，但是地处平原，除了一道黄河，无险可守。宋太祖赵匡胤反复权衡，始终觉得汴梁太过危险。他曾说过，汴梁没有地理优势，就得养更多的军队来确保首都安全，这样会从经济上拖死我们。结果还真让这个乌鸦嘴说中了，“冗兵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宋朝。
赵匡胤一度想先迁都洛阳，再迁都长安，宁可牺牲补给优势，也要获得地利条件，但他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
赵匡胤只能在“有险可守”和“补给容易”二选一，是因为当时幽云十六州在辽国手中。到了元明清时代，赵匡胤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幽云十六州始终在当时的中央政府手中，于是大家就选出了一个能同时满足“有险可守”和“容易补给”的城市当首都。这个城市就是北京。
北京的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到了北京附近，才有了高耸的山脉和险要的关隘，具备了地利条件。北京紧靠华北平原这个粮仓，从南方转运粮食也比关中方便太多。元明清定都北京后，长江中下游、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华北平原的军事地理都被摸索得差不多了，战略家们开始向外围做新的探索，为中央帝国开疆拓土。
随着历史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区域和黄河下游区域成了两个新的经济中心，这让中国的军事地理进入了“失衡时代”：关中仍保有地利优势，在经济上却要依靠南方；一旦掐断关中的粮食补给，关中的地利优势也不复存在。鉴于以上原因，唐以后的历代王朝只好放弃关中，寻找新的首都，最终选定了北京。
四、帝国时代，开疆拓土形成现代中国的边境线。
南宋末年，蒙古人南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罕有对手的蒙古人，却遭到了南宋的顽强抵抗，战争进入僵持状态。看似弱小的南宋能挡住蒙古人的铁蹄，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的军事地理已经毫无秘密可言。
蒙古人想攻击南宋，只能走三条路，而且每一条都困难重重：第一条是东路淮河流域，那里水网密集，蒙古人骑兵优势难以发挥，但南宋军队却可以利用水网反复骚扰；第二条是中路，南宋守将孟珙在襄阳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蒙古始终无法突破；第三条是西路，南宋守将余玠利用四川多山的地理条件，在各地山上建立无数堡垒，让蒙古军队由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不擅长的攻坚战，无法获得更大的进展。
传统的三条线路都无法突破，善于快速作战的蒙古人丧失了优势，进入了汉人主导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一城一池反复争夺，蒙古军队被消耗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只要南宋不犯错，蒙古人想赢就很难。
蒙古人必须重新找回机动优势。怎么办呢？蒙古人中的一位叫郭宝玉的汉人将领，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主张：摸索一条新的道路，开辟一条新的战线进攻南宋。郭宝玉看中的进攻区域在西南。南宋的西南方，是位于现在西藏的吐蕃和云南的大理。蒙古人可以先绕个远道，将吐蕃和大理攻下，再顺流而下，从南宋侧后方发动攻击。
公元年，忽必烈执行了郭宝玉的战略设想。他带领大军，从甘肃临洮出发，沿着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越过白龙江，翻过岷山，渡过金沙江，在高山深谷中奔袭数千里，攻下大理，很快占领整个云南。
占领云南后，蒙古人多路齐发，组织新一轮灭宋。但蒙古大汗蒙哥意外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等大汗候选人都扔下军队，跑回蒙古争夺汗位，南宋这才又苟延残喘了数年。
一、是丰富了中国的军事地理，让以后的军事家们意识到，中国边境地区仍存在很多可以用兵的地理条件。忽必烈进军六百八十一年后，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几乎沿着蒙古人进攻的反方向，重走了这条道路，他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二、是使云南彻底进入中国版图。在蒙古人征服之前，云南和中央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秦汉时，云南的部分地区曾属于中央政府；宋代时，大理虽然接受册封，但相对独立；蒙古打下云南后，云南永久性地属于中国了。
中国人对于军事地理的认识是逐渐升级的：华夏民族的征服从三代时期的陕西、河南，逐渐打开；战国时加入华北、四川、西北；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进入视野；三国时长江成为主战场；唐宋时期，大东北进入战争考量；到了元明清时期，大一统帝国稳固，政府大量在边境用兵，一边开拓新的军事地理，一边拓展帝国的疆域。元朝对云南和西藏的征服，清朝对新疆的征服，渐渐形成了现在中国的边境线。
总结
一、关中时代，得关中者得天下。所谓“关中”，是指现在陕西省中部的区域。这片区域保证了关中的绝对安全，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但仅拥有关中还不够，想统一全国还要同时占据四川，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的粮食，加在一起，才能为统一全国提供足够的军需。“关中+四川”，是中央帝国的第一个军事密码。
二、分裂时代，依靠长江天险足以割据一方。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膨胀，南方渐渐开始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北方，这在三国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疆土进入了一段较长的分裂期。这段“分裂时代”中，南方政权多次北伐想统一中国，但都失败了。南方政权依靠长江最多自保不可能统一全国，是中央帝国的第二个军事密码。
三、失衡时代，北京取代长安成为帝国新首都。随着三国、东晋、南朝对淮河以南区域的开发，长江中下游区域和黄河下游区域成了两个新的经济中心，此时，关中仍保有地利优势，但在经济上要依靠南方。隋炀帝想靠大运河转运南方粮食来解决这种“失衡”，但过于依赖粮道、隐患巨大。所以，唐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放弃了关中，寻找新的首都以解决这种“失衡”问题，其中北京成为元、明、清的选择，历史地位也日益凸显。
四、帝国时代，开疆拓土形成现代中国的边境线。南宋末年，因为传统的军事地理都被军事家们吃透了，蒙古军队无法大展拳脚，必须开发新的进攻路线寻找机会，所以忽必烈在中国西部的高山深谷中奔袭数千里，攻下云南，从侧后方攻击南宋。忽必烈的这次奔袭，展现了元明清“帝国时代”军事行动的新特点：在军事行动中发现了新的军事地理，并为帝国开疆拓土。元明清三个王朝反复在边境用兵，渐渐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边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