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解说“天”字：“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颠是人的头顶，天在人之上，故以颠指称“天”；《尔雅·释天》云：“穹，苍苍，天也。”说明天是覆盖人类所有生活空间的区块。
在科学不昌明的古代，若以人的双眼，去观察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则顶上那片任凭日月星辰罗列、游移的天空，是最高的存在，在“天”以上是看不到其他的。
可见，颠是“至高无上”的，天也是“至高无上”的，颠和天在意义上由此有了联系。从这样的联系中，可以发现《说文解字》巧妙地将天和人二者做了比附。
“天”的意涵从空间概念上开始发展，首先以空间的至高性去解释，而后当人在生活经验中，体验到某一事物的崇高性时，此崇高性往往同时会和天的至高性产生意义上的联系。
《左传》“天”开始成为价值判断上至高无上的表征，往后就发展出《左传》中处处可见、威力无穷的“天”的意义。换言之，“天”在人类所处的世界中，不再只具有空间上的至高性，在权力位阶上也同样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这便是“主宰天”。
《左传》中“国君无德，上天降灾”的天命规则
在先秦经典中，处处可见“天”的踪迹，如《尚书》中说“天”有威能，可以决定人间的秋收，王公臣子面对秋收不获的状况，对应而生的心态是“敬天之威”。
在《左传》中也有许多“天”，如成公十六年，王曰：“天败楚也夫！”晋国因为郑国的背叛，出兵讨伐；楚共王为了救援郑国，和晋军在鄢陵交战。
在此战中，楚国的统帅是子反，虽然楚军被晋军逼迫到了险处，但子反意图再战，因此补充军备。晋军担忧，故用计——释放楚国的俘虏。楚共王由俘虏处得知晋军有备，想和子反再谋军事，不料战事当前，子反却酩酊大醉，此时楚共王以“天败楚也夫”一句，道尽对此战的绝望，也因此，楚军连夜逃遁了。
《东周列国·春秋篇》“鄢陵之战”剧照“楚师还”后，子反请罪，楚共王试图安抚——“子无以为过，不谷之罪也”。对照楚共王之前“天败楚”的言论，可以做如下分析：时人已经惯于相信上天具有掌管一切的主宰力，故面对灾难的降临，首先出现的往往是“天要亡我”的恐惧，也正是这样的恐惧，让楚共王发出“天败楚也夫”的感叹。
然而，楚共王毕竟活在人间的世界里，天意的归向是人力无法触及的。人可触及的仅仅是对自己、对所处世界的认识，这份认识可以让楚共王将感性的恐惧情绪，提升为理性的自省能力。
楚共王借着这份自省能力，理解到天意的归向是他无法理解的，他可以理解的仅仅是在战事过程中，人事的安排和活动是否得当。也就是说，将无法理解的天意搁置不论，楚共王自省到战事的失败是人事上的失败，所以面对子反罪己之言，楚共王理性地以“不谷之罪”一句作为安抚。
楚共王对战败的归因，前后两次各有不同的答案，可以看作楚共王面对战败时心理历程的自然演变。那么战败的原因，同时存在“天败楚也夫”和“不谷之罪”两种答案，也就不相冲突了。
《东周列国·春秋篇》子反剧照当然，以上的分析是基于楚共王仁厚且理性而得出的观点，将楚王的发言动机视为担心子反过于忧虑、恐惧，以至于自裁，故好言相劝，这个观点在“王使止之”的后续发展可以获得证实。
但是，此言如果以杜预注“王引过，亦所以责子反”作为解说，楚共王引过是为了责备子反，可见楚共王并非认为战败是自身罪过造成的结果。那么，由此可讨论：若楚共王以罪在子反，那么又何不再言“天败楚”即可？由“天败楚”到“不谷之罪”，是否意味着某种意义？
我们再看一例，或许可有启发。哀公十一年，鲁国联合吴军攻打齐国，在艾陵大败齐军。吴王夫差俘虏了齐国的中军将国书，并将其头颅交给鲁国，请鲁国还给齐国，并说“天若不识不衷，何以使下国？”吴王夫差认为是上天了解到齐侯的不善，所以吴军才能获胜。
吴王此言，一则明白表露出他凭借战功以责讨齐国的盛气凌人；二则显示他亦是挟持上天之名，使此战师出有名；三则将此战落败之由，归因于齐侯之不善，显然存在着一种“国君无德，上天降灾”的天命规则。
《东周列国·春秋篇》吴王夫差剧照顺着此天命规则，回顾成公十六年时楚共王之言，也许可以试着为前面提出的问题做解释：遵从杜预注“王引过，亦所以责子反”之说，则楚共王言“不谷之罪”显然只是一种表面的说辞，实际目的是为了向子反问罪，而不是如其言、将战败的责任归于自己。
吴王夫差可以借由齐国战败的事实，去坐实对齐侯不善的批评；则“鄢陵之战”楚国的落败，楚共王首先归因于“天败楚也夫”，而后却又转折生出“不谷之罪”的权谋之语，亦可以说是在“国君无德，上天降灾”的天命规则中自然产生的。
顺着“国君无德，上天降灾”的天命规则，楚共王将楚军战败的罪责归之于己身，既可符合当时的观念，亦可显出其自省之德，然而君主之过，亦是为臣之过，故楚共王言己之过时，亦是问责子反之罪。由此观点来解杜预之说，是顺畅的。
《左传》中具有人格性的“主宰天”
在《左传》中，“天”既可以左右君臣、国家、战事的存亡胜败，亦可以明察人之善恶，并给予惩罚，是明显具有人格性的“主宰天”。“天”字从苍天为盖的“物质天”开始发展，到了《左传》记载的春秋之时，“主宰天”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然而，从《左传》中的人物对话可以发现，时人对于“主宰天”摸索许久。在周初以前对“主宰天”的恐惧、敬畏，到了《左传》时人口中，恐惧、敬畏之情已经渐渐淡薄，所言的“天意”往往是根据“己意”所下的判断，甚至假借“天意”之说矫饰“己意”。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文公与狐偃剧照《左传》中的例子有：随国季梁说“天方授楚”；晋臣郭偃说虢国有战功为“天夺之鉴”；宋大司马子鱼言“天之弃商久矣”；晋臣狐偃言土块“天赐也”；楚成王言晋文公“天将兴之”、“天之所置”；鲁国叔孙豹言庆封之富是“天其殃之”；晋女叔宽言诸侯筑城一事“苌叔违天”；鲁国公叔文子言“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陈国芋尹盖说使者公孙贞子之死为“违天之戚”、“天命”等。
除了“天意”脱胎于“己意”，许多因个人或国家无道而发生的祸难、战争，在《左传》中，也往往被说为天意使然，如穆姬言秦晋“韩原之战”是“上天降灾”；叔詹言晋国之乱是“天不靖晋国”；晋吕相与秦绝交言楚成王殒命是“天诱其衷”；卫定公夫人定姜言卫献公服丧不哀是“天祸卫国也夫”；晋范文子说晋厉公将遇难是“天益其疾”；秦医说晋平公之疾是“天命不佑”等。
利用“主宰天可左右人事”的普遍共识，将由人摆布的政事安排，说成是天意使然，借“天意”之名去取信于人，为政者往往可以借此获利，在《左传》亦有例证，如晋臣郤至、楚臣子反言两君相见为“如天之福”；晋悼公立为晋君时，言“岂非天乎”；郑子产攻陈国一事，言“天诱其衷”；子产逼死公孙黑时，言“不助天，其助凶人乎”；晋人言鲁昭公逃亡是“天祸鲁国”等。
子产画像同样是多言“天意”，《左传》和《墨子》中的“天”，是有差异的。《左传》中的“天意”往往掺杂了“人意”，而《墨子》所言的“天意”，虽然也是人为建构的思想结果，但建构出的“主宰天”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赏是天赏之，罚是天罚之，赏罚的判断是根据“天志”来判断的。《墨子》所倡导的“义”只是以次要的地位附着在“天志”之下，不敢僭越“天”的绝对地位而指导“天意”的归向。
与此相对，《左传》中的“天”，却是人人可以僭越的，而且人人皆可代天立言，所立之言虽然一样以“天意”矫饰之，但是人喜之则天喜之，人恶之则天恶之，言者往往将“天”视作一种借口、一种寄托，而不是需要小心翼翼揣度的天命准则。
《左传》中的人们，不再小心翼翼地在“上天”眼下做事、说话，“天”再也不是位居人上的绝对权威了；《左传》言“天”多是假“天”之名达到威吓他人的目的，只不过是有意识地用“天”作为政治的权谋语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