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佳丨厚重精详考旧启新评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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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国际儒学》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付佳老师授权发布。

厚重精详考旧启新

——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

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

付佳

近年来，在全球文献数据化和信息共享的潮流下，“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等工程陆续开展，多部海外图书馆藏中文古籍书志及影印图录相继问世，对支撑国内的文史研究及探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皆具积极意义。张宝三教授所著《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以下简称“芝大书志”）即为其中一部力作，于年5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家历史悠久、馆藏丰富的海外中文古籍收藏机构，所藏善本以经部为最优，其中不乏世所罕见的珍稀版本。故《芝大书志》的问世，不仅揭示了该馆经部善本的特色与价值，为了解海外汉籍的全貌增添了新的一笔，对于推动经学文献利用、儒学研究也将有所裨益。《芝大书志》收录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藏经部善本两百八十四种，并不全录原书序跋，却有百万余字，可见内容之丰富。此书志之所以如此厚重，不仅在于其对于文献信息著录之详尽，同时也将作者的考证、研究包含其中。

历来古籍目录体例各异，简繁不一，有仅著录题名、版本的简目，也有以揭示内容为主的提要，而“书志”则兼二者之长，既有完备的版本信息，也有作者、体例、内容之分析。正如缪荃孙《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志序》中称丁氏书志“实能上窥《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下兼士礼居之长，鉴赏、考订两家合而为一。”[1]书志也成为了当今古籍整理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尤其是近年的海外古籍善本整理如哈佛、耶鲁、加州柏克莱、斯坦福等名校所藏善本皆陆续以“书志”形式出版，也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著录标准、编纂模式，即古籍书志一般由版本著录、内容提要、他馆存藏三部分构成。然而，以图书馆学人为主的书志撰写者，由于多非某学科的专家，往往长于文献著录与版本考订，在文献体例、内容分析及学术评价等方面则有所欠缺；专业学者长于治学领域内的文献提要撰写，如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民国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多出经、史、子、集各部名家之手，自是在书籍内容得失评价上眼光超卓，却未必精于版本。难得的是，《芝大书志》作者张宝三教授集二者于一身，他既是经学研究专家，撰有《五经正义研究》、《东亚〈诗经〉学研究》等专著，又有多年讲授古籍版本目录学、编撰古籍目录的经验，主编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中国古籍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日本汉籍篇》。故他为芝加哥大学所藏经部善本撰写书志，兼擅所长，在信息著录、版本考订、体例剖析、内容评价上皆可谓严密精当。

在文献著录上，《芝大书志》是极详极细的，除了书名、卷数、行款、序跋等基本信息外，讳字、刻工、牌记、批校、圈点、钤印等跟版本相关的项目也一一记录。不仅从馆藏文献中提取原有信息，作者还注重考察版本源流和异同，探讨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等问题。对于有宋元刻本传世的文献，作者多溯其源，从而明确馆藏古籍的版本系统。如就馆藏《周易兼义》（序号：）一书，作者叙述了南宋以来十三经系统中《周易》注疏本的刊刻概况，以明确馆藏此本乃是明代北监本之零种，据闽本翻刻。对于明清人的著作，则往往详考其重修、补版、重印等情况。如馆藏明钱时俊所撰《春秋胡传翼》（），作者通过讳字、作者题名、纸厂印记等，考证为明刻清代印本。又如馆藏明方日升所撰《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作者通过版心、书首的挖改情况，确定为周士显原刻本之重修印本。同时，对同书不同版本或同版本的他馆所藏本进行核查，比勘异同，尽可能细致、准确地突出芝大图书馆藏本的个性特征。如馆藏《周易传义》（），芝大图书馆旧目谓“是书系翻刻明嘉靖吉澄本”，而作者对比南京图书馆所藏明嘉靖吉澄刻本，发现其书首内容、书中所标“传”“本义”字作白文或墨字与芝大图书馆所藏有异，又对比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所藏明福建杨一鹗刻本，版式、内容皆与芝大本相符，故断为“据明杨一鹗刻本重刻”。又如馆藏《周易广义》（）为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湖北省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记载有相同版本。然细校两地所藏，作者发现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卷首之缪彤序有删减，故提出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应为后印本，为重印时因避讳而有所删改。此外，作者也通过查考他馆所藏来为书志撰写获取更多材料。如馆藏《诗经正解》（）为康熙二十三年（）深柳堂刻本，卷首无序，而日本安政五年（）刻本卷首有清葛筠《诗经正解序》，藉此可补充此书的版刻信息、撰述缘由等。然要对近三百部书遍考海内外他馆所藏情况，并作对比分析，耗时耗力，委实不易，非经年累月埋首经籍不能成书。且作者每一论断，皆考证严谨，持之有据，并展开论述，这也是此书志颇费文墨原因之一。

相较其他书志，著录“纸厂印记”一项并以之作为版本鉴定的依据之一，是《芝大书志》的独到之处。纸厂印记在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印本中常见，可资为鉴定清代印本的佐证，此前尚未引起重视。芝大图书馆所藏善本多清代前期刻印本，张宝三教授于有纸厂印记者一一记录，述其形制、题款，并根据纸厂印记来鉴定版本，收获良多。如馆藏明姚牧舜《重订五经疑问》（）各经书末镌“丙申仲冬曾孙男淳起校补”，此“丙申”在其他书志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中定为顺治十三年（），然张宝三教授注意到姚淳起生平事迹晚于顺治，并结合书页上钤有红、蓝二色长条形图案之纸厂印记，此印记常见于清康熙至乾隆印本中，将此部古籍的校补印刷时间判断为康熙五十五年（）。在书志撰作实践基础上，张宝三教授还发表了《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之研究》《纸厂印记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鉴定之运用》等论文，对清代版本学研究作出了新的探索。

《芝大书志》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有意师法《四库全书总目》，对文献内容作提纲挈领的揭示，使书志充分发挥指示研究门径之功用。作者自序中即言：“使读者得以对中国经学有基础了解外，亦期望本书志可作为有志从事经学研究者之梯航。”[2]在内容提要中，作者首先非常重视对文献的撰述宗旨和体例格式进行剖析。四部之中，经部文献的编纂缘由、成书目的较为多样化，因学术史背景和学者个人立场不同，或传承阐扬，或质疑批驳，或增补辅翼，或删选节要，或为科举教学，或为学派立说。加之明清以来的著述命名渐趋纷繁，有的不能通过题名了然其宗旨，需要对序跋目录及各卷内容进行仔细解读。如馆藏叶酉《春秋究遗》（），《苏州图书馆藏善本书提要·经部》亦著录此书，提出该书命名“究遗”，乃因“是书多宗其师方苞之《春秋通论》，故究遗者为究其师《通论》之遗也。”[3]而作者根据书首叶酉自序，结合书中内容，认为“究遗”典出之韩愈诗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书名“究遗”所指应为究《春秋》（遗经）之义。此外，经部文献的体例也相对繁复，一部书中、各卷之中内容构成就会不同，注释部分常有注、笺、疏等多层并列，或杂引诸家，或自书按语，有的还会有阴刻、阳刻、方框、圆圈等多种标识。《芝大书志》中对每一部文献都解析体例，厘清结构层次，梳理各卷内容，乃至大小符号标记、格式变化的含义皆一一指出。如就馆藏《石斋先生经传九种》（）之《易象正》，作者指出其体例格式：“正文十二卷，以顶格列本卦之卦、爻辞及变卦之卦辞，低一格列本卦之彖、象辞，其后低二格，以小字发明己意，冠‘正曰’二字。”[4]又如馆藏《诗经喈凤详解》（），正文部分将内容分置上、中、下三栏之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中伦明所撰此书提要以上简、中简、下简称之，然此书卷前《例言》中有“上简”之称，其所对应的却是正文的中栏，故作者特别指出伦明提要中将书页分栏不称之为“栏”而称“简”并不适宜，容易造成混淆，应予修正。如此不惮其烦，毫厘必究，将可能影响或误导阅读的细微障碍尽可能清除，以便于读者能准确了解书中内容。而读者一旦对某部文献的宗旨和体例有了清晰认识，就能对文献内容和结构脉络有整体把握，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芝大书志》不仅指示门径，作者还以多年的经学研究积淀，并广泛参考了学界的前沿成果，“登堂入室”，通过考证、分析对文献内容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种研究性成果，体现在多方面。在引述前代著录部分，不仅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中的相关著录，还对其进行了辨析纠谬。如《书蔡氏旁通》（）的志文中，作者指出陈师凯《书蔡氏旁通》虽以蔡沈《书集传》为宗，但对《书集传》之讹误处仍时有订正，非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谓“不复纠正”。在书志所需记录内容之外，作者还从经学史发展源流中，考察文献的内容特色，评价得失。以明王樵所撰《尚书日记》（）为例，作者不仅细致考证了此书作者、版本，对此书补益蔡沈《书集传》之经学史价值也作了详细论析，并指出书中存在自相违异之失。这一点在作者最为精通的《诗经》学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诗经通义》《诗经质疑》《诗贯》《诗经逢原》《毛诗通说》《草木疏校正》等多篇志文中，作者都展开了深入论述，从《诗经》学观念、音韵考订、文献辑佚、名物注解等多角度揭示了这些著述在《诗经》学上的成就和缺失。加之作者叙述条理分明，前后连贯成帙，许多篇目似都可看作是独立的专书研究论文。这也就超越了一般古籍书志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凸显了《芝大书志》的丰赡与精彩。

《芝大书志》所收录之书大部分为明中期至清中期人所著，这一时期经学著作层出，除了当时学者致力于解经而著的学术之作，更多的是为了教学、科举所作的应试适用之书，呈现出体例多样化、内容通俗化之趋势。这些通俗之作因在经学史上成就有限，过去的目录著作多删汰不录，今人的经学文献整理、儒学研究也少有涉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芝大书志》中对于为课徒、举业而撰述的经部文献亦细加考证，揭示其内容和价值。其中如世所稀见的《尚书集解》（）、《周官塾训》（）等书，在该书志中才始见有详细的提要介绍。尤其是四书类文献，几乎都是为授业、科场而作，芝大图书馆藏有四书类善本古籍六十四种，为经部小类数量之最，《芝大书志》中按时序逐一对其体例、内容作了细致分析，说明特色、价值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明后期至清中期这一时段的四书文献学史。《芝大书志》中详细的提要解析，有助于这些著作进入研究者视域中，推动经学文献、古代儒学教育、科举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此外，海外中文古籍善本的整理和研究，也具有典籍传布和文化交流的意义。《芝大书志》的前言中叙述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的购藏、保护和整理情况，历任馆长顾立雅、钱存训等在古籍采购、整理和研究上所作的贡献。张宝三教授将芝大所藏善本与海内外他馆所藏的不同版本或同版不同印本进行比勘，不仅突出了芝大馆藏经部善本在古籍版本及经学研究中的价值，也是海内外古籍产生关联和互相对话的过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王重民、袁同礼编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以来，不断有学者受邀赴日韩、欧美各家汉籍收藏机构整理中文古籍善本，编纂书目、影印丛刊，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各种海外古籍整理工程、项目层出，海外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整理成果十分丰硕，在本书志出版之前，由国家图书馆李文洁博士所编纂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集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丛部》亦已出版。这些文献整理成果，为进一步推动古典文献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见证着海内外学者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上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完成这样一部著录详细、考订严密、研究深入的书志，殊非易事，作者自年开始着手编纂，十载之间，孜孜矻矻，不断丰富、修订、完善。十年磨一剑，《芝大书志》可谓是树立了古籍书志撰作的新标杆，这在学界、图书馆界其实都是极难实现的。如果这部书志的出现，可以些许洗涤以追求功效为尚的浮躁、速成之风，或许会别有一层意义。

[1]缪荃孙著，张延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1》，凤凰出版社，2年，第页。

[2]张宝三《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年，第3页。

[3]苏州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提要·经部》，凤凰出版社，年，第页。

[4]《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第22页。

付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供职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已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