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在周朝开国分封的七十一个诸侯国中，有一个被历史学界与文学家界忽略的诸侯国——向国。人们对向国的陌生与无知程度，已经完全忽略到向国曾经辉煌地存在。向国即使对一个有相当造诣的史学家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它的存在在华夏文明史中的地位更是一无所知，甚至对它存在的地理位置都是完全错误的。对它富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挖掘与深入研究带来了诸多不变，也使得众多华夏之谜无法得以破解。
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被历代史学家与文学家所了解认识的向国，却存在于《左传》、《竹书纪年》、《诗经》、《水经注》、《汉地理志》、西周青铜器兮甲盘铭文的记载中。史料中对于向国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却极具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是我们破解华夏历史与文学历史非常珍贵的线索。
《左传》中记载：隐公二年（前）“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晋杜预注:向，小国也，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
桓公七年（前）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
襄公十四年（公元前年）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吴于向。
《竹书纪年》中记载：（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皇父作都于向。
《诗经》之《十月之交》中：“皇父孔圣，作都于向”
《水经注·阴沟水》中记载:“北肥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
《汉地理志》曰：“故向国也”“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
《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
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杜预曰：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即此城也。俗谓之圆城，非。
西周青铜器兮甲盘铭文：“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
从以上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独一无二的向国地理位置：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北岸的古城遗址。而在我国现代历史研究中关于西周向国地望的结论却是位于山东半岛莒国南的区域，具体参见“春秋初期的诸侯国图”。
这种历史研究中的错误，为向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带领了极大的误导，进而严重阻碍了许多关于华夏文明史与文学史之谜的破解。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关于中华《诗经》谜团的破解进展以及诗祖尹吉甫的认识。
《竹书纪年》中“皇父作都于向”，概况性的记述了诗祖尹吉甫的《诗经》作品都产生于向国，这个结论在《诗经》中《十月之交》作品原文也得到了印证，应是毫无疑问的。也许有人会说“皇父作都于向”也可以翻译为“尹吉甫在向国建造都城”。这种翻译意义上是没错的，但实际情况尹吉甫是西周负责“风雅颂”教育的大师官员，幽王五年是尹吉甫去世的时间，西周没有在向国营建新都的记载与计划。因此，“尹吉甫在向国建造都城”的翻译是不成立的。“皇父作都于向”是《竹书纪年》作者，对尹吉甫去世后，对尹吉甫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总结，表述了“尹吉甫的诗经作品都创作于向国”，为《诗经》的破解工作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皇父作都于向”不仅记述了尹吉甫本人的作品产生于向国，更是透露了尹吉甫的人生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向国度过，并在此培养的大批《诗经》作者，为《诗经》作品的诞生与问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培养了大批诗经继承人。如果尹吉甫的人生后半生都在向国度过，那么尹吉甫收集的《诗经》作品，也就是在向国本地或周边范围。这个结论，我们可以通过《吕氏春秋》中关于“周南”与“召南”的来源，得以证实；“周南”与“召南”就来源于周公与召公在向国境内的涂山地区采风而得名，也成为《诗经》以“周南”与“召南”的开篇的根本原因。
《诗经》中《关雎》、《蒹葭》、《鹿鸣》、《鼓钟》中所描绘景象，让我们对生活、对人生充满了遐想与期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不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仙境，是我们华夏民族所期盼的理想家园吗？
向国作为诗祖尹吉甫长期生活的地方，《诗经》作为华夏文明发展的璀璨标志，我们对向国的了解却如此之少，甚至给大众以错误的信息，我们的历史研究是否存在一些问题，是否值得我们反思与总结的。
在纠正既有历史错误的同时，为深入历史研究提供一个可靠可信的支点，以便于挖掘更深入的华夏文明历史信息。《诗经》诞生于向国，是什么原因在向国产生了我们至今无法超越的《诗经》作品，为我们华夏文明皇冠上的宝石，成为中华儒学与道学的基石，是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与研究。《诗经》之谜与我们的华夏文明起源的夏朝之谜，是否存在某些必然联系？值得我们深思与期待。（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