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与史可法的辩论
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随即致信南明的辅政大臣史可法，进行劝降。书信的开篇就说“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说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自严也”，多尔衮援引《春秋》大义，标举“讨贼”之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先发制人，宣示清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多尔衮接着表示，“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也就是说一切照旧，显示出遵奉明朝的诚意，入关只是“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指责南明朝廷偏安一隅，趁讨贼休整间隙，“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如果“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自将以武力征服。
多尔衮为满清入关，削除南明势力做了一番细致地申辩。他要表明两点：第一，满清入关并不是占取明朝，而是为了“讨贼”，依旧遵奉明朝；第二，南明朝廷并不能代表明朝。如此看来，清军南下平定南明，确实是有理有节。
多尔衮值得注意的是，多尔衮这一套修辞虽然完全依凭于《春秋》大义，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截取、剪裁。传统的《春秋》大义强调“尊王攘夷”，亦常常涉及到“讨贼”问题，譬如《左传·宣公二年》云“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公羊传·隐公十一年》云“《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谷梁传·桓公十八年》云“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宋儒胡安国的《春秋传》亦云“《春秋》大法，君弑而贼不讨，则不书葬，况世子之于君父乎”，“讨贼”之目的在于尊王、尊君，多尔衮在信中所提的“讨贼”即属于此一目的，“贼”不仅针对李自成，亦针对南明史可法诸人。但是他避谈《春秋》中的“攘夷”大义，他心里十分清楚，满清属于关外异族，如果谈“攘夷”，则容易引发民族情绪，对于满清立足中原是不利的，这无疑是十分敏感的，故对《春秋》大义进行了避重就轻、断章取义地处理。
那么，对于这封气势汹汹的檄文式的来信，史可法是如何回应的呢？他对多尔衮的诘难进行了驳斥，在回信中说：
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
史可法指出南明皇帝才是如今天下之主，“名正言顺，天与人归”，是得到民众拥戴而立的。他认为《春秋》是讲“大一统”的，反驳多尔衮挪用《春秋》的之论“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并引用朱熹的《纲目》指出，王莽移汉，有光武中兴，曹丕废山阳公，有刘备继承，晋怀、愍帝亡国，有晋元帝继承，宋徽宗、钦宗被虏，有宋高宗继位，这些情况都是处于国仇未剪之日，等着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而明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批驳满清“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在史可法看来，南明政权符合《春秋》中的“大一统”观，继承大明，乃正统政权，满清入关只是“仗义扶危”之举，并不具有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次年，清兵南下，围攻扬州，史可法率部镇守，最终殉难。
乾隆帝的解读
十分有趣的是，清高宗乾隆在读《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时，偶然发现了昔年的摄政王多尔衮致南明督军史可法的书信。他忆及，幼时即听闻过有此书信，但是未见其内容，现在有机会看到，颇感惊奇，故对此书信中所表达出的“大义”“正理”深感钦服，书信中运用《春秋》大义，诘责南明朝廷偏安一隅，乃是“旨正词严”。乾隆阅读的这段文字中，亦提到史可法的回信，只是没有信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尔后，经过臣僚四处搜寻，才找到史可法的回信原文。乾隆“卒读一再”，感慨“可法孤忠”，南明“福王不慧”。实际上乾隆于四十年（）下令编写《胜朝殉节诸臣录》，对殉明的臣子大加褒扬，其中就包括史可法，盛赞其“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乾隆四十一年（），清廷还特赐予史可法“忠正”谥号。此外，乾隆还下令修纂《历代通鉴辑览》，将史可法回复多尔衮的书信收入其中，并御批“夫可法，明理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
乾隆乾隆缘何对本朝的多尔衮轻描淡写，却如此在意前朝的史可法？从乾隆的种种表现来看，他视史可法为忠臣，将其描画成“忠义”的形象，使之成为一种象征，而与多尔衮在讨伐时，斥责为“乱臣贼子”完全不同，无论是前朝还是本朝，皆要服从于“忠义”这个标准，忠明与忠清是一样。
但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乾隆对于《春秋》大义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先祖，当初多尔衮与史可法辩论《春秋》大义的问题在乾隆这里一直没有消歇，甚至变得愈来愈严重了。在乾隆的意识里，《春秋》大义只有“尊王”，没有“攘夷”，所谓的“尊王”，就是尊清帝，承认清的合法性，忽略“攘夷”，就是试图淡化、抹平满人作为异族的色彩。
乾隆于二年（）重新刊刻满、汉两种文本的雍正时期所修纂的《日讲春秋解义》；二十三年（）命傅恒等撰的《御纂春秋直解》（后省称《直解》）由武英殿刊行。满清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由“打天下”到“坐天下”，阵脚趋稳，高宗所面临的当然不是“打天下”如何让明人屈服于武力的问题，他要面临是如何让民众忠于这个已有的政权，《御纂春秋直解》即处理了这个问题。
《直解》对尊王观与忠君观大加揄扬，强调“尊王”“尊周”“君臣之分”“讨贼”。《直解》在解释《春秋》之前，特意加“桓王四十年有九年”一句冠于经首，认为“《春秋》为尊王而作”，并批驳《春秋》用“鲁史纪年”，特意将“王年”立于鲁君元年以前，且“大书之”，以示与《春秋》经之区别，彰显“圣人之旨”。《直解》这种解释非常清楚，即周天王应凌驾于在诸侯鲁国之上，故系年要“尊王”“尊周”，这与《春秋》经后文之“王正月”相呼应。又如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一条，《直解》解释此处“书公及诸侯而殊王世子”“公及列序”的春秋笔法，对齐桓公“帅诸侯会世子”，谋定周天王世子之事加以盛赞，尽管批评齐桓公“杂以权术”“几于要君”，但是转过来褒奖桓公的行为是“尊周室”的义举。又如昭公二十七年《春秋》经“夏四月，吴弑其君僚”一条，《直解》认为，吴王僚被弑，罪在公子光，按照继承礼数，公子夷末卒而季札逃国，王位理应由公子光继承，然最终却是僚被立，公子光做了十四年臣子，“君臣之分”早已定下来，公子光却弑君，罪在臣子公子光。
《直解》除了讲究君臣之分，君尊臣卑的观念，还反复直指“讨贼”。如庄公九年“春，齐人杀无知”一条，《直解》认为，齐人雍廪杀无知是为“讨贼”，且褒扬雍廪是“尊君父、广忠孝”之举。又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直解》以为特书楚君，是“以世子大逆而志之”，为了显示“父之亲”“君之尊”的笔法，经书世子，是“著元凶而讨之者”，君頵对世子而言“有君之尊，有父之亲”，故据此说明“《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另外，乾隆主导纂修《四库全书》时，对《春秋》中讨论“夷狄”问题的内容进行了重点处理。以宋儒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例，《四库全书》在收录时，对其中涉及“夷”“狄”相关的文字皆作了改换、删削。如果将近人张元济所辑的《四部丛刊》中收录的原本《胡传》（后省称张辑本）与《四库全书》中收录的《胡传》（后省称四库本）进行比对，便很容易发现这一问题。
在改换上，或将“夷”“狄”两字用相近的他字替换，原意改变不大；或将带有“夷”“狄”两字的短句用其他短句替换，原意却发生相当大的改变。这种细腻的处理，乍一看以为并无任何不妥，若加以细究，则问题就冒出来了。仅用简单的字替换“夷”“狄”的，如《春秋》经桓公二年：“藤子来朝。”张辑本云：四夷虽大皆曰子，其降而称子，狄之也。四库本云：四裔虽大皆曰子，其降而称子，外之也。经过对比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将“四夷”改为“四裔”，将“狄”改为“外”，夷、裔音近，声训可通，狄、外属于范围一致的概念词。四库馆臣的此种处理，实际是试图将政治观念上的夷狄变为地理上观念的内外，凭此消解夷夏之别。
亦有用短句整体替换“夷”“狄”的，如张辑本《春秋传序》云：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四库本云：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使逆乱肆行莫之遏也。将“夷狄乱华”改为“逆乱肆行”，胡安国原句中的蛮夷猾夏的思想顿时转为上下之逆乱肆行了。又如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孟于越。”张辑本云：变中国为夷狄，化人类为禽兽，圣人所为惧，《春秋》所以作，无俟于贬绝而恶自见矣。四库本云：不知克己之功而唯事责于人，圣人所为惧，《春秋》所以作，无俟于贬绝而恶自见矣。将“变中国为夷狄，化人类为禽兽”改为“不知克己之功而唯事责于人”，胡安国本是在批评鲁桓公因篡弑而立，才与郑人结好，以定其位，“夷狄”之句乃声讨桓公之辞，而四库馆臣却加以改易为不知“克己之功而唯事责于人”，《春秋》贬绝程度大为降低。
其次是删削，《胡传》中讨论“夷”“狄”的内容皆遭大幅度、成篇成段地删削。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胡安国在此花费大量笔墨对《春秋》经发表议论，将戎狄与“小人”同视，反复陈词“内中国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警惕猾夏之祸，意在使人“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认为《春秋》经中书会戎，是讥戎狄也。通篇皆在议论戎狄与华夏的区别，实际为宋人的中原正统供给学术依凭，这部分很容易使满人“对号入座”，四库本中没有这一段文字，遭到全部删削。又如文公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洛戎，盟于暴。”胡安国认为，《春秋》经中两书公子遂以及会的具体时间、地点，是“圣人谨华夷之辨”，故“明族类、别内外”，中国与夷狄不可相混杂，并对东汉、晋、唐发生的由夷狄引发的国乱作了讨论，四库本中亦无此文字，此一部分亦遭悉数删削。如此一来，胡安国的《春秋》只剩下讲究君臣大义的“尊王”的内涵了，而“攘夷”的内涵被悄悄地剔除掉了。
毫无疑义，“尊王攘夷”大义已经是《春秋》中司空见惯的主题，可是在清代这个时代脉络中却只有“尊王”的成分，仿佛《春秋》这一张胶片，在经过多尔衮、乾隆之手的冲洗之下只呈现出这个的底色。他们将《春秋》演绎成合法性表达的工具，并为其正统地位进行申辩。布鲁姆（BloomHarold）在《误读图示》(AMapOfMisreading)中指出：“阅读是一种误写，就像写作是一种误读一样。随着文学史的延伸，所有诗歌必然称为韵文批评，恰如所有批评称为无韵的诗歌一般”，《春秋》亦如“阅读”与“写作”一样，在多尔衮、乾隆笔下不停地被刻意“误写”与“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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