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到把五十万言刻写在竹简上而且是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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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巜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公元前99年,司马迁42岁,这年司马迁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灾难,灭顶之灾,宫刑。那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灾难。司马迁当时职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地理,类似于国情咨询委员会之类的事情,是帝王的重要文官,能于朝堂之上与帝王商议国家军机大事,自然算是朝庭官员了。司马迁的罪过是顶撞了帝王。当年,将军李陵出兵西域,战匈奴,五千将士,斩首匈奴上万人,算是胜了。但因孤军奋战,没有援兵,被困死的李陵没有战死而是降了匈奴,性质变了,算是失节。于是,朝庭商议如何给李陵定罪,李陵虽胜犹败,不以身殉国而降了敌国,这判国罪名自然是死罪了。李陵可以不归国,但一旦定罪就是灭族之罪。朝堂上,帝王的心自然是杀心了,大臣们当然识时务,紧跟朝庭,唯有司马迁不识时务,唱了反调,沉默也就罢了,居然在这个时候为李陵辩护,理由是李陵事出有因。司马迁激怒了帝王,于是被逮捕入狱,当年有钱是可以舍财免灾的,可司马迁又没钱,碰上的又是酷吏,结果就被“宫”了。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刚正不折的人,认死理。如果不是这个性格就不是司马迁,如果不是这个秉性,《史记》定然是另一种气象。那个年代,文字都是刻在竹简上,洋洋万言的《史记》竹简堆了一房子,司马迁似乎跟幸运这个词无缘,五十多万字,以现在的科技手段也要费尽心血,何况是千年之前的写作,不是写,而是刻,一刀一刀的刻,那是何等的艰难,我们今天的想象都难以抵达。最让人绝望的是《史记》的完稿被毁了。对司马迁来说,要么毁便毁了,要么重写。这几乎是工作量和心力都难以承受的事情。但司马迁做到了第二次写《史记》。如果不是司马迁的雄心,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之后,从三皇五帝、夏、商、周至汉代的历史,所有的记述和解读,都以《史记》为据,并为历史的纪述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范本。千年过后的今天,仍然可以在流逝的岁月中听到司马迁被宫刑时的呐喊,仍然可以看见酷吏刀下的血迹。司马迁的故事若放在当代,仍然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厉志小说。于是我在想,其实每个人到世间都是有自己背负的任务的,司马迁的使命就为撰写《史记》而来。在那个年代,他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巜史记》封面《史记》巜史记》他不是人而是神,因为他做到了人不能完成的事情。黑暗虽黑,仍被阳光照亮,黑夜虽暗,仍被星光照亮,司马迁就是黑夜中那一颗灿烂的星星。他的光芒穿透所有时间,直至时间的消失。在《太史公自序》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文人的雄心和胆识,就是这样,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雄文,巜史记》。深夜捧读《史记》,依然能听见司马迁刻写竹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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