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春秋命名的《春秋》有着“尊王”的政治倾向，而“尊王”则是通过强调“天权神授”即君王能“通天”的方式来实现的。总的来说，《春秋》带有潜在的“尊王攘夷”的政治倾向，而这种倾向也影响到了后来的《吕氏春秋》等典籍的编写。这种强调“天人沟通”的特质在后代的以“春秋”定名的《吕氏春秋》中则表现得尤为明显。最终使《吕氏春秋》成为“王攘夷”的帝王之书，并且表现“天人沟通”的神化思维。
“物我混同”的神话思维
在早期人民那里，“神话”并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所谓的“虚构”的神话，而是他们的文化综合体，而“神话思维”的主要特征就是人们未将自身与客体分离开来。既然古代的神话是在“神话思维”的支配下而形成的。那么要了解早期人民生活时代的文化，就得从熟悉他们的“神话思维”入手。当年的史书撰写者们所惯用的历史因果解释的方式，通常是由‘究天人之际’互动互感关系的神话式思维所支配的。
这种不善于将自身与客体分离开来的结果就是导致“神话思维”，往往以“类比”为主要特征。与科学思维中的类比不同的是，神话思维的类比往往是一种外在特征的类比。而“自我中心化”则表现为思维主体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主观改变”客观事实。
神话的拟人化无非是一种类比解释。它所要解释的对象是自然客体，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因果关系的问题。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解释这还未能把自己同自然对象加以完全的区分，于是便从有限经验出发，经过自我中心性的类比推论，把主观性的原因投射给客观对象，使客观对象和过程成为有目的的有意志的活动之结果
《吕氏春秋》一书的编纂也带有神话思维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吕氏春秋》按十二个月排列文章这样的文本编纂结构上。其次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谋篇布局上。按春夏秋三季节特点安排内容。再次表现在《吕氏春秋》的具体内容中。在《吕氏春秋》的多篇文章中描述着隐含着对“空间”与“时间”相关认识的神话思维观。
“源远流长”的太阳神话
在农耕社会，太阳对于人们的生存尤为重要，它能促进庄稼的生长，进而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统治基础。太阳对人类如此重要，因此它也作为一种反复出现的意象出现在各种典籍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太阳神话”。
太阳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它不仅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和光明，而且也促使人们形成了广泛的空间与时间意识。空间上，太阳升起的方向被命名为是东方，太阳落下的方向则被命名为西方，进而与南北一起构成了“四方”。
《吕氏春秋》中的“太阳神话”首先表现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章——月令，它以阴阳的消长说明春夏秋冬四时的次第降临，阐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理，并以之作为设定诸多政令宜忌的依据。而月令在本质上则是“太阳神话”的编码。
其次，《吕氏春秋》中的“太阳”有时候也往往与“帝王”相联系。中国传统社会，日，历来被看做最高权力的象征，将太阳崇拜与权力崇拜的融合。除了将帝王比作太阳之外，古代帝王的名字也往往与日有关。时至今日，我们仍微微地可以从《诗经》中的“时日丧矣”读出人民大众对昏庸君王的憎恨；也有时候会在街头小巷中听到“东方红，太阳升……”这样对伟大领袖赞颂的歌声。
“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
与春季、夏季、秋季三个季节分别对应的“萌生”、“长大”、“收获”这样的谷物生长周期特征相比，《吕氏春秋》“十二纪”中隶属于冬季的“孟冬纪”、“仲冬纪”与“季春纪”三纪对应的时序特征则为“藏”。“藏”表现在谷物上是将其藏入“仓”中。藏通葬，然而，与“藏”谷物这种简单易操作的行为相比，《吕氏春秋》中的“葬”却不是简单地将人“藏”在地下，而是要通过丧葬来显示人的身份高低、地位尊卑等文化因素。
在冬季这个季节，天子要命令司徒去各地整饬丧事制度，诸如审查棺椁的薄厚，坟墓的高低、大小、厚薄以及随葬衣服的多少等。封土的大小除了象征墓主生前的地位高低之外，它也可能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传说中昆仑山分为三层，最高一层是神居住的地方。而把陵墓的外形修筑成三层犹如昆仑山的形状，暗示着死者的灵魂可以由此直上进入天界。
帝王们的陵墓格局模仿其生前的都邑，而其都邑又模仿天上的建筑，这样最终就把地下的世界、地上的世界与天上的世界联系、沟通了起来。在人类社会早期，借助一定的方式显示自身与上天之间的联系，能起到增加统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的作用。陵墓与都城作为地下王国与地上王国的象征，其营造格局模仿天象，就建立起了自身与上天之间的联系。帝王们也往往通过这种“法天”的行为来树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这也正是《吕氏春秋》一书主导思想所在。
“独尊中央”的五行新说
除了采用“天、地、人”这样的整体结构之外，《吕氏春秋》的整个文本还贯穿着五行思想，特别表现在《十二纪》中。与“十二纪”相配的皆为“五行”、“五帝”、“五神”、“五虫”、“五音”等各种以“五”概括分类的事；其中最有影响的则是“五行”。“五行说把四时，十天干与五行相配，春季属木，甲乙也属木，把五帝、五神、五虫等配于五行之后，再配于四时。
“五行说”则主要来自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的代表人物邹衍。而秦之所以采用邹衍的“五行说”其目的是用邹衍的“水德”替代“火德”说来解释“秦代周”的合理性。
“五行说”在战国时期被统治者广泛采用正是因为“五行说”能为统治者的统治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五行系统之所以能够位居主流，在我看来，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角色发现，要挑战、融合、最终改变深根于古代历史文明中的四方宇宙观，用五行系统最为有效。作为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的一股内在动力，以五行为核心的关联宇宙改变了古代四方——中心宇宙观，瓦解了从前宇宙观与政治力量相结合的模式。
从《吕氏春秋》文本的整体内容来看，“五行说”构成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基本内容，将“天、地、人”纳于一个完整体系结构中的结构形式，这可能也影响到了《淮南子》、《史记》等著作的结构。
《吕氏春秋》是在“太阳神话”编码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