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是艾公子最爱历史收录于话题#春秋与战国17个
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性和传奇性。
年来,他以复仇与忠君的双重标签闻名于世。无论是复仇还是忠君,他都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他的态度:复仇以鞭尸泄愤收尾,忠君以忠谏身死告终。
但在他身上,复仇与忠君又以极其矛盾的方式留待后人评说,时而被当成不忠不孝的典型,时而被当成至忠至孝的模范。
关于他的争议,未曾平息。
他是英雄,也是恶神。是叛逆,也是功臣。
对他作出评判的人,或许根本不在乎历史真实,只在乎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需要。
后世为他的故事增添了许多传奇性,层累制造的历史,使得他的本来面目也日渐模糊。
然而,即便年过去,我们依然能从附加在他身上的真真假假的历史与传说中,锚定一条清晰而又悲情的主线:
他的父兄因为忠诚而被杀,他为了报仇,隐忍半生,实施了一个长达十五六年的复仇计划,但最终却难逃父兄一样的命运,他仍然因为忠诚而被杀。
这个宿命般的结局,恰恰是历史上难以打开的一个死结,一个悲摧的循环。
艾公子今天要讲伍子胥(?—公元前年)的故事,其实最想讲的,就是历史的悲剧循环。
▲伍子胥像。图源/网络
伍子胥复仇故事的起点,是一个王、一个美女和一个奸臣。在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忠奸对立的事情反复发生,而这几乎成为历史学家展开乱世叙述的三大标配。
王是楚平王,美女是秦国女子,奸臣是太子建的老师费无忌。
楚平王让费无忌负责太子建的婚礼仪式。费无忌看到新娘,来自秦国的女子“绝美”,转头就给楚平王汇报,怂恿楚平王自己把这个秦女娶了,再重新给太子娶一个。
这样,费无忌取悦了楚平王,却得罪了太子建。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费无忌开启了抹黑太子的模式。先是鼓动楚平王将太子建调到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东南边陲),随后进谗言,说太子建在城父厉兵秣马,结交诸侯,恐怕要叛变啊。
楚平王信了,召回伍奢进行拷问。
伍奢任太子太傅,是太子建的另一名老师。伍氏家族在楚国是地位很高的政治家族,伍奢的祖父伍参在晋楚之战中曾献奇谋,助楚军大胜。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是楚庄王的重臣,见楚庄王不理政务、沉迷声色,就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南方有一只鸟,三年不展翅,三年不鸣叫,这是什么鸟?楚庄王知道伍举拐着弯儿骂自己不是好鸟,瞬间被激起了斗志说,你的意思,我知道了,虽然三年不展翅,但一飞必将冲天,虽然三年不鸣叫,但一鸣必会惊人。后来,楚庄王终于成就春秋霸业,人称“大器晚成”。
根据《史记》记载,面对费无忌对太子建的构陷,伍奢直言劝谏楚平王:“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而《左传》记载伍奢劝谏楚平王的话是:“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意思是,大王您娶太子之妻已经是过错了,为何还要一错再错,听信小人谗言,疏远至亲?
伍奢有伍家流淌在血液里的直言忠谏基因,但楚平王毕竟不是楚庄王,他动了杀心。
费无忌继续进谗言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不杀掉将来恐成楚国忧患,可以其父伍奢为人质,把他们召回来,一网打尽。
楚平王对此“言听计从”,一面派人去追捕太子建,一面派人去抓伍奢的两个儿子。
问题就出在这里。历史上,君王为何常常听不进忠臣的直言,而对奸臣的谗言却言听计从?除了忠臣的直言听起来刺耳,是否还有可能是因为,奸臣更善于揣摩和迎合,说出了君王想说而不便说出来的心声呢?奸臣是坏,但他们只是君王的代言人,最坏的人其实是君王本人。
在楚平王派出的抓捕使者赶到之时,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兄弟俩都知道,父亲被囚禁,不过是楚平王要挟他们兄弟返楚宫,好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的筹码而已。但伍尚为人仁厚,遂将报仇的重任托付给伍子胥,自己则选择回到楚宫与父亲同死。在《左传》的记载中,伍尚最后对伍子胥说:“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
在父兄的印象中,伍子胥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在家族面临灭顶之灾时,他最终做出了“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的抉择。但应该强调,在生死关头,一留一去,一死一生,这是兄弟俩共同的选择。
历史上,生死抉择的背后,附加着忠孝仁义等各种意义,是一个古老的二人困境。两千多年后,晚清的谭嗣同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决定留下来受死,并写诗说“去留肝胆两昆仑”,把赴死的人和逃命的人,都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因为任一选择,都有不同的使命,都不容易。
伍尚束手被捕,等待他的是殉父而死。而伍子胥拉开了弓,搭上箭对准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便逃走了。
当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被杀的时候,伍子胥已经逃亡在了邻国的土地上。一场伟大的复仇,拉开了序幕。
▲伍子胥塑像。图源/摄图网
在先秦最权威的史书《左传》中,关于伍子胥的逃亡路线,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员如吴”——伍员(即伍子胥)去了吴国。
逃亡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则由其他史书和小说进行补述,越往后世,叠加了越多的想象与传说。
司马迁《史记》说,伍子胥为了躲避追杀,最早逃到宋国,跟先前已经出逃的太子建会合,然后一同投奔郑国,最后又去了晋国。不久,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重返郑国,而郑国人很快发现,太子建可能已被晋顷公收买为内应,于是把他杀掉。伍子胥惊恐不已,连夜带着太子建的儿子,逃向吴国。
在伍子胥的最后一次逃亡中,他竟然冒着巨大的危险穿越楚国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县),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这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国重兵把守之地。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被捕的风险这么大,伍子胥不可能走这条路线入吴。但从古代历史叙述的偏好来看,将主人公置于极大的险境之中,才能催生出精彩的情节。伍子胥过昭关因此更偏向于虚构和传说。事实上,也正因为有了伍子胥过昭关的设定,后世才能不断往里面增添传奇情节。
比如,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作《韩非子》里面,就演绎了伍子胥过昭关的智谋:
子胥出走,边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
意思是说,伍子胥被守关的负责人抓住了,想拿他去楚平王那里领赏。伍子胥反问守关人,你知道楚王为什么要抓我吗?因为我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但我已经把这颗宝珠弄丢了,到时我只能在楚王面前说,是你夺了我的宝珠并吞到肚子里去了。那个时候没有B超、X光什么的,守关人一听就怕了,赶紧把伍子胥放掉。
司马迁《史记》则重点讲述伍子胥被守关人追捕,跑到江边,恰好有一位渔翁划船而来,渡他过江。伍子胥十分感激,解下佩剑赠给渔翁,作为报答。渔翁拒绝了,说楚王的悬赏令规定,抓到伍子胥的人封爵,并赐米五万石,这些都不入我眼,我又怎么会要你的宝剑呢?
正如法家重在突显伍子胥的谋略,司马迁则重在强调世道人心,在《史记》中,不乏渔翁、屠夫、耕夫这些无名的世外高人,他们地位卑微,与世无争,但品格高洁,总在关键时刻代表正义出手,帮助苦主。
到了东汉时期,当时流行的杂史,进一步附会出新的情节,说伍子胥渡江后特别叮嘱渔翁,不要泄露出去。当伍子胥因为不放心而回头再看时,渔翁已凿船自沉江中。一个逃亡者的猜忌,和一个隐世者的高洁,在这个离奇的细节中得到最大的强化。但这已跟真实的历史完全无关。
还有,今天人们熟悉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则是到了元代才编出来的。真实性更加不值一驳。
根据司马迁的叙述,过昭关后,伍子胥生病,中途依靠乞食为生。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史记》中,除了伍子胥,百里奚、重耳、韩信等人都曾沦为乞食者。这可能又是历史叙述的一个偏好:将失志的牛人推入山穷水尽的境地,让他沦为一无所有的乞丐,其实是为他最终超越困境、成就大业做好了铺垫而已。这就跟现在的闯关游戏设置一样,闯关难度越大,胜利的意义和快感也就越大。
总之,在《左传》的“员如吴”三个字背后,历代史学家和小说家推演出了伍子胥逃亡和闯关的许多传奇故事,只有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能促成一个悲剧人物去完成他的复仇大业。因为,在正统的观念中,任何结局的成功,都不是随意得来的,中间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伍子胥。图源/电视剧照
从当时的诸侯形势分析,伍子胥历经千辛万苦也要逃往吴国,是有道理的。
在春秋中前期,主要是晋楚争霸,能威胁震慑楚国的,除了晋国就没有了。当时的楚国逃亡者,一般会先跑到中立国宋国、郑国,然后到晋国,从晋国寻求复仇本国的机会。流传到现在的成语“楚材晋用”,反映的就是楚国君臣矛盾,使人才出逃到晋国,并为晋国所用的史实。
但到了伍子胥生活的春秋后期,晋国大族横行,内乱不止,已经无心与楚国争霸了。来自楚国的逃亡者,如果背负复仇使命,依靠晋国攻打楚国来报仇,就显得不现实了。他们只能继续寻找有能力、有雄心抗衡楚国的国家,这就是新崛起的吴国。无论是伍子胥,还是与伍子胥有相同遭遇、父亲同样被楚国所杀的逃亡者伯嚭,因此都选择了奔吴。
但,伍子胥入吴国乞兵伐楚的计划并不顺利。
虽然吴楚两国为世仇,常年在边境打仗,但当伍子胥向吴王僚献策一举攻破楚国时,公子光却站出来阻止吴王僚,挑明说,伍子胥不过是想替自己复仇而已,“不可从”。
这是一场读心术的较量。公子光看出伍子胥仅为了个人复仇考虑,不为吴国社稷考虑。而伍子胥从公子光的阻挠,则看出他有异志,不想让吴王僚独占破楚之功。
伍子胥决定退而求其次,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名叫专诸的刺客,自己则隐退到乡下种田去了。
伍奢当年说自己这个儿子性格刚戾,但能隐忍,确实是知子莫若父。在复仇计划受阻之后,伍子胥选择了放慢步伐,用时间去赌公子光能上位成为新一代吴王,再利用其建功立业、巩固权威的需求,游说其攻破楚国。而这注定是漫长的等待。
五年后,伍子胥介绍给公子光的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一上位,他果然把伍子胥从山野之间召回来,任命为“行人”之官,参与国家大政。
又过了九年,吴王阖闾灭楚称霸的欲望,已经比伍子胥灭楚复仇的欲望强烈得多。伍子胥遂向阖闾献策,以三支军队分别骚扰的疲楚之策,拉开了大举进攻楚国的序幕。
公元前年,春秋后期的一场经典战役——柏举之战,3万吴国军队深入楚国境内,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击溃了楚国20万主力。吴国军队随后攻入了楚国都城——郢都。
这一刻,伍子胥已经等了十五六年。但当时,他的复仇对象楚平王已经死去十年,在位的是楚平王与秦国女子的儿子楚昭王。郢都陷落,楚昭王逃入山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十多年间一直胸怀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四处搜寻不到楚昭王,怒气仍无法发泄,遂掘开楚平王的墓,进行鞭尸。但《史记》在另一处则记载,伍子胥仅对楚平王之墓进行鞭挞。
究竟是“鞭尸”还是“挞墓”,已无定论。但伍子胥这一带有极端侮辱性质的举动,已经严重挑战了当时的社会伦理。伍子胥当年的好友申包胥,听到消息后派人传话,怒斥伍子胥:“你这样复仇,未免太过分了!已经不讲天理到极点了!”
伍子胥则对来人说:“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替我向申包胥致歉吧,就说我因为年事已高,而报仇心切,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却仍路途遥遥,所以才做出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来。
但这也符合伍子胥刚戾极端的性格,复仇,他就一定要狠狠地泄愤。
当初,伍子胥逃亡楚国之前,跟申包胥说,他(楚平王)杀了我父兄,我一定要灭了他的楚国。据《左传》记载,申包胥“勉之”,尊重伍子胥的决定,让他加油。但申包胥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你能灭楚,我也能兴楚。两人一个复仇,一个忠君,都是合理的诉求,没有对错,所以互道珍重。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申包胥在郢都沦陷后,跑到秦国搬救兵,据说在秦宫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秦国出兵救援楚国,迫使吴国撤军回国。
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至此以差点灭了楚国而告终。当年的一对好朋友,各自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嘉兴南湖伍相祠,匾额题曰“春秋大义”,两边楹联是“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生为相国,死作涛神”。图源/摄图网
有意思的是,申包胥做了楚国的忠臣,而伍子胥最终做了吴国的忠臣。
在伍子胥完成复仇大业之后,他并没有功成退隐,而是继续服务吴王阖闾,成为吴国的重要智囊。阖闾在世时,伍子胥颇受重用,帮助吴国奠定霸业之基。史载,“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但在阖闾死后,伍子胥在继位的吴王夫差那里,关系日渐疏远。当年与他同病相怜的复仇者伯嚭,开始取代伍子胥,成为吴王夫差最信任的重臣。
针对吴国的对外战略,是北伐还是南征,伍子胥与伯嚭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在公元前年吴越会战之后,吴国军队打得越王勾践率领残部退守会稽山,越国濒临亡国。伍子胥与伯嚭的战略分歧,达到了空前严重的阶段。
伍子胥多次向夫差谏言,一再强调越王勾践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力主吴国应当杀掉勾践、灭掉越国,摘除心腹之患,然后才能挥师北上,争霸中原。而伯嚭收受了越王勾践的贿赂,极力鼓动夫差与越国结盟罢兵,以便将主力投入北伐,尽早称霸天下,这也可以让越国获得喘息之机。
夫差最终站在伯嚭这边,仅对勾践进行奴役式的惩罚,而留给他一条命,也没有灭掉他的国,这给了勾践后来卧薪尝胆翻盘的机会。伍子胥对夫差发出警告,说天要灭越国,如果吴国不接受,一定会反遭其殃。而夫差已经开始用兵于北方,并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大约十年后,伍子胥在吴国抵达武力巅峰的时候,却已预见了吴国的败亡。
尽管先秦的儒家一再劝告,忠君要有度,君王不听劝谏,可以选择离开。可是,也许伍子胥血液里流淌着家族忠谏的基因,也许他对自己的地位和现状仍有所留恋,他并未像年轻时离开楚国一样选择离开吴国。他采取的最决绝的做法,是在自己出使齐国时将儿子留在齐国避祸,自己还是返回了吴国。伯嚭则立马抓住他是一个“裸官”的把柄,再次向夫差进谗言。
夫差彻底被触怒,当场以属镂之剑赐死伍子胥。伍子胥自杀前留下遗言,把我的头颅挂在城头吧,我会看到越国灭亡吴国的。夫差听说了伍子胥的遗言,更加愤怒,命人以鸱夷革裹其尸浮于江,一代忠魂就此长眠于烟波浩渺中。
在伍子胥临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让他感觉到吊诡的恍惚?在那一个时刻,父亲的命运在他身上重演了一遍:那一刻,吴王夫差就是当年的楚平王,伯嚭就是当年的费无忌,而他,伍子胥则是当年自己的父亲伍奢。一模一样的悲剧,在两代人身上进行了复制。
数百年后,司马迁在给伍子胥作传的时候,肯定意识到了悲剧的循环。《史记伍子胥列传》的整个叙述,就是被奸臣陷害—隐忍复仇—再被奸臣所害的故事循环。在司马迁的悲情叙述中,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社会学原理,那就是:
在相同的文化生态中,同样的人和事总会不断地被复制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的时间线是圆形的。整个春秋时代,多少乱世豪杰陷于诸侯争霸的漩涡而无法脱身,真正功成告退、平安着陆的人,或许只有范蠡一人。这使得范蠡成为中国人梦寐以求却极难复制的理想人格镜像。而伍子胥,则是更具普遍性的悲剧人格原型,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中,不断地被复制。
历史上的英雄,几乎都难逃伍子胥式的宿命。
▲苏州胥门,相传伍子胥死于此。图源/图虫创意
大约两百年后,楚国的屈原将伍子胥当作自己的镜像,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命运。
屈原多次在他的楚辞中歌颂伍子胥,对他的悲惨结局感到痛心: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忠臣和贤人不一定会受到重用,可能还会死得很惨,就像伍子胥受谗言而死,比干被剁成肉酱而死;
“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吴王夫差听信谗言,昏庸啊,等到伍子胥死后,才知道后悔,来不及了;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我屈原真想以伍子胥为榜样,追随他而去(后来屈原真的投水自尽,随伍子胥而去了);
……
屈原为什么要歌颂伍子胥呢?他肯定从伍子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历史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为伍子胥鸣不平,何尝不是以伍子胥自况,曲折地倾诉他为国竭忠却两次遭楚怀王流放荒野之地的悲愤之情,以及对楚国前途的悲观之情。
我在这里专门引述屈原表彰伍子胥的诗句,除了表达历史悲剧在英雄人物身上的循环发生之外,还想借此阐述一个历史常识:先秦时期,到底存不存在爱国观念?
现代人容易用后起的观念去套用早先的历史情境,甚至去苛求过往的历史人物。在伍子胥的身上,他在现代就背负起“卖国贼”的骂名——一个楚国人,为了报私仇,投靠外国,不惜引入外国军队,还差点灭了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典型的叛徒和卖国贼吗?
然而,我想说的是,任何脱离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的批判,都是耍流氓。
屈原在现代被当作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在诗句里不止一次地对伍子胥表达尊敬、同情和爱慕。如果先秦存在爱国观念的话,屈原还会如此炽热地歌颂一个楚国的叛徒吗?
申包胥在现代同样被当作伟大的复国者和爱国者,但他对伍子胥颠覆楚国的复仇决心,不仅没有劝阻,还表达了加油鼓劲的态度;即便后来伍子胥的计划成真,成为吴国攻陷楚国的带路党,申包胥也没有骂他是卖国贼,而是对他鞭尸楚平王的残暴举动表示斥责。如果先秦存在爱国观念的话,申包胥还会鼓励一个楚国的叛徒吗?
事实上,爱国观念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用它来评判先秦的历史人物,显然是不适用的。屈原、申包胥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是爱国的,其实他们不过是忠君罢了。而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是叛国的,其实也不过是不忠于楚国的君王而已。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时代。当时的士人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走,采用游说的方式使国君采纳其政治主张。范蠡、文种是楚国人,却为越国所用。李斯、商鞅,一个是楚国人,一个是卫国人,却都为秦国所用。类似现象十分常见,当时称为“楚材晋用”,并不带有任何道德评判色彩。
当时人信奉的两大观念,一是孝,二是忠。
孝体现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也是伍子胥复仇故事被广泛称颂的社会观念基础。
而忠,并不一定要像帝制时代那么愚忠,先秦儒家推崇的是君臣之间的平等关系,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所以当时的社会主张,君王如果德行有亏,或者屡劝不听,臣子可以离去,另择明君。这与帝制时代臣子必须对皇帝从一而终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当孝与忠发生冲突的时候,后来的帝制时代主张“移孝作忠”,忠大于孝,但先秦时代恰好相反,是孝大于忠。按当时的说法,叫“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可以为了父亲断绝君臣关系,但不能为了君王断绝父子关系。
在这种观念背景下,伍子胥向楚平王的复仇,天经地义,无懈可击。这是他至孝的一面。他后来死谏吴王夫差,则是他死忠的另一面。虽然死忠在当时不像后世那么受统治阶层追捧,荀子甚至称这种死忠为“下忠”,但当时人对此总体抱持同情、尊敬的态度。任何时候,愿意以生命去坚守自己信仰的东西,总会让人同情和尊敬。伍子胥对吴王,申包胥、屈原对楚王,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死忠的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伍子胥之所以被当成至忠至孝的典范,是因为他的复仇和忠谏都具有时代正义性。而当帝制时代开始向臣民灌输愚忠的观念以后,伍子胥就逐渐受到了一些历史盲的苛责:他背叛楚王是为不忠,不能随父而死是为不孝。
每当听到这些苛责之声,我就在想,我们信奉时代总是在进步,但人的观念,真的也会一直进步吗?是否会受到思想的禁锢,反而出现倒退呢?
反正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帝制君臣观念已开始被重建,但司马迁显然更怀念和向往四百年前,伍子胥生活的那个快意恩仇的时代。他在给伍子胥写完传记后,忍不住赞赏伍子胥是一个“烈丈夫”,是一个“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大英雄。
而千百年来,民间对伍子胥复仇故事不厌其烦地反复传述,不也正是他们对昏君暴君不满却无法报复的一种心理补偿吗?
英雄的历史悲剧总在循环发生,而击碎这种循环的时代观念,早已老去,只存在于故事之中。这或许才是最让人悲哀的地方,一叹!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年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年
尚学锋等译注:《国语》,中华书局,年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年
张立新:《逃离与眷顾——伍子胥悲剧命运的文化阐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
杨华、冯闻文:《伍子胥故事的文本流变和中国古代的价值观》,《长江学术》,年第3期
原标题:《一个悲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