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公元前年,孔子辞去了大司寇的职务,离开鲁国,开启周游天下的旅程。对孔子来说,鲁国大司寇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这一时期也是他距离重现周公盛世的理想最接近的人生阶段。
对这个至关重要的行政职务,孔子为何要辞去?《史记》说一是因为齐景公向鲁国馈送女乐,二是孔子在当年的郊祭大典之后没有分到胙肉。究竟这两个原因孰真孰假呢?
公元前年,孔子陪同鲁定公出席了在夹谷举行的齐、鲁会盟。会盟之上,孔子据理力争,收复了叛臣阳虎私自割让给齐国的汶阳之田。
因为汶阳之田本是鲁国权臣季孙氏的采邑,收复汶阳之田使得孔子与他一直反对的权臣季氏开启了一段短暂的“蜜月合作”。
趁着双方关系良好的契机,孔子向季桓子提出应该尽快拆毁费邑、郈邑和郕邑的堡垒城墙,因为隶属“三桓”的这三座采邑中,季孙之费与叔孙之郈此时都陷入了家臣叛乱的困境,不消灭叛乱,鲁国势难安定。在季桓子的支持下,孔子的“堕三都”计划一路奏凯,弟子子路以季氏家宰的身份先后主持了堕郈与堕费的工作。
虽然其间费邑大夫公山狃发动叛乱,一度攻入国都,但在季桓子的支持下,孔子和鲁定公避入季氏府邸内的武子台距险固守,并指挥季氏私兵平定了叛乱。
公山狃失败逃亡,似乎“堕三都”计划的最后一步堕郕也将水到渠成。可孔子的政治生涯不幸就败在了这最后的一篑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左传》载:
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左传·定公十二年传》
和叔孙之郈、季孙之费截然不同,孟孙氏的郕邑并没有传染上家臣叛乱的“瘟疫”。如果说堕郈、堕费能够祛除叔孙、季孙家臣跋扈、尾大不掉的痼疾,那么拆毁如臂使指的郕邑则只能造成孟孙氏藩篱净撤、长城自毁。
所以郈邑、费邑的城墙堡垒被拆毁后,郕邑大夫公敛处父便建议孟懿子暗中阻挠孔子的堕郕计划。
孟懿子本是孔子的学生,公元前年孟僖子病逝之前曾遗嘱交代,要求孟懿子入孔门学礼。可真到了家族利益与礼义精神发生冲突的时候,孟懿子的选择仍是要利而不要礼。
这形象地说明了孔子推行礼义学说的努力为何在春秋时代屡屡碰壁:对执政的各家贵族们来说,如果他们还需要某个“礼”的话,这个“礼”所要维护的也只能是由他们主宰的新世界;至于周天子和他的周礼,还是任其埋入历史的故纸堆里去吧。
在孟懿子的默许下,公敛处父公然对抗国君颁布的堕郕命令,致使“堕三都”在最后的环节上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
郈、费已经拆毁,郕邑却坚守不下,这意味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孟孙氏比季孙、叔孙两家保存下来更多的实力,这让一直稳坐“三桓”之首的季氏开始担心,自己对孟孙氏保持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优势会不会就此丧失呢?
就在季桓子对堕费渐萌内悔之意的时候,孔子门下出了一个叛徒。弟子公伯寮进言季桓子,揭穿了子路“堕三都”的真实目的: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得到公伯寮告密的消息,子服景伯向孔子示警:季桓子已然被公伯寮说动了,子路危矣!要保住子路的地位,继续推进“堕三都”计划,就必须惩治这个“犹大”。可子服景伯主动请缨,孔子却告诉他说,没用的,事之成败,不取决于公伯寮而取决于“命”。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孔子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宿命,他口中的“命”并非天意,而是政治大势:夹谷之会,孔子向齐景公据理力争,为鲁国收复汶阳之田,结果却是帮季孙氏夺回了阳虎窃取的家产;拆毁费邑城墙,平定公山狃的叛乱,又让季孙氏重新成为了费邑之主。
孔子做这两件事的初衷本是要削弱“三桓”,重振公室,可结果却使得季桓子一步步地巩固了权力,更难撼动。走到这个地步,无论公伯寮告密与否,孔子根除世卿专权的目的都注定落空。
劝阻子服景伯惩治公伯寮,显示出孔子已经看清了失败的前景,此时他所考虑的不再是“堕三都”计划能否继续,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辞去大司寇的职务,离开鲁国。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儿最终促使了孔子辞职去鲁呢?
《史记·孔子世家》说: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髙门外。季桓子微服徃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徃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说,最终是这两件事情逼迫孔子从鲁国出走,踏上了流浪天下的旅途:其一,齐景公在大夫黎鉏的建议下向鲁国赠送女乐,而季桓子接受了这份馈赠;其二,鲁国举行郊祭大典之后,没有按照礼制规定向大夫赠送燔肉。
对这两桩事件的真假和意义,其实都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郊祭而膰俎不致,这个事件基本可以确定是虚构的。司马迁所说的这件事,其原始记载保存在《孟子》当中: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
根据《春秋》的系年,“堕三都”计划因郕邑抗命而受阻,发生在公元前年的冬天。孔子此后不久即因郊祭不致燔肉而离开了鲁国,时间当在公元前年。如果鲁国在公元前年举行过郊祭大典,那么《春秋·定公十三年》一定会有记载,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郊祭天地这么重要的典礼是不可能缺书的。
可《春秋》所记载的最近一次郊祭典礼乃在定公十五年(公元前年)的夏天。孔子去国的公元前年,鲁国根本没有举行过郊祭典礼,又何来燔肉不至之说呢?
至于齐人馈女乐的目的,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分析道:
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孔子传》
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鲁国不符合齐国的根本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齐国向鲁国赠送女乐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政治阴谋,钱先生没做细致的说明。馈女乐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齐国有心麻痹、腐化鲁国政治高层。女乐就是齐国射来的糖衣炮弹,一如当年的秦穆公征服西戎所用的伎俩。如果做这种理解,就会使得整个事件的分析偏离正确的方向。
春秋时期,馈赠女乐究竟传递出何种含义?齐景公向鲁国馈赠女乐导致孔子出走这件事,不见于《左传》。不过《左传》中却记载了另外两件馈女乐的案例。
其中一件是公元前年梗阳人为了打赢官司,以女乐馈赠晋国首辅魏献子以求疏通。这属于私人间的暗中勾兑,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事件关系不大,姑且置而不论。
另一件则发生在公元前年: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中略),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鏄盘;女乐二八。——《左传·襄公十一年传》
在这一年,晋国率领宋、鲁、卫、齐等十国联军伐郑,迫使郑国叛楚附晋。因为楚国拒绝援郑,还扣押了前往楚国告急的使者,无奈的郑简公只得在晋国的高压下表示屈服。以“女乐二八”献于晋侯,正是表示通好于晋的意思。
《史记》说齐景公之所以要向鲁国赠送女乐,是因为害怕孔子为政,鲁国称霸。这大概就是根据郑国馈送女乐于晋的故事敷衍推论而成。
但实际上,齐、鲁两国的邦交关系同当年的晋、郑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说自公元前年起,鲁国就正式背叛晋国,加入了齐国主导东方联盟。单说鲁国此时的现状,世卿专权,内忧深重,与齐、晋等大国列强的国力更是相差悬殊。单凭孔子一人之力,怎么可能将鲁国推上中原霸主的宝座?齐国又何来畏惧鲁国称霸的忧天之想?
真正让齐国忌惮孔子的恐怕是这一点:公元前年阳虎叛乱失败,逃往齐国;公元前年,侯犯在郈邑起兵反抗叔孙氏,失败后又是逃往齐国;公元前年公山不狃、叔孙辄举兵反对孔子堕费,失败流亡,目的地仍然是齐国!
也就是说,支持鲁国“三桓”的家臣叛乱本是齐景公制约鲁国的一张王牌。现在,随着孔子“堕三都”行动的推进,家臣叛乱被次第铲除,往后齐国再想干预鲁国内政便没了抓手,这才是齐景公真正担心的事情。
为此,他必须要想办法离间季桓子与孔子的合作关系。而此时的季桓子呢,他明知孔子的政治立场是打压“三桓”、力挺公室,却仍与之保持合作关系,还不是因为忌惮家贼与齐国内外勾结,称兵作乱吗?
两害相权取其轻,孔子的作风固然强势,可他毕竟就是个文人,手里没兵就难以构成威胁。现在齐景公主动向季桓子示好,馈送女乐,传递出的该是修复关系的信号。
如果齐国与季氏的关系转暖,不再支持流亡的反叛势力,季桓子最大的外部威胁就将解除。受赠女乐之后“三日不听政”,季桓子志得意满的心态已经溢于言表。对内镇压了费邑反叛,对外争取到了齐国的支持,在鲁国的这盘大棋局上,季桓子已经建立起了不可撼动的优势。此时与孔子的合作已经不再是必须,更何况孔子还念念不忘削弱“三桓”呢!
于是乎,孔子瞬间沦为了一枚弃卒,被季桓子从棋盘上撤了下去……
参考文献: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钱穆《孔子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THEEND—
文字
晋公子
排版
奶油小肚肚
图片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