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关于这项改革，《左传》记载得极为简单：“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这句话仅仅指出，初税亩与周礼规定的藉法不同，具体哪里不同，却没有给出解释。
《春秋公羊传》关于初税亩的记录要详细很多：“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谷梁传》云：“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
藉田，是井田制中的大田，也就是所谓的“公田”。按照井田制，九百亩中取一百亩的收成用来缴税，其它的私田则无需缴税。实行税亩制度后，私田的百分之十也要缴税。这样一来，税率就从原来的百分之十一提高到了百分之二十。
鲁国改革税制的原因当然是要增加税收。初税亩实行之前，鲁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持续衰退的状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年）记载，齐孝公对鲁国经济状况的评价是“室如县罄，野无青草”，房屋中像悬挂了罄一样空旷，田野中草木凋零。（罄是一种打击乐器，需要在空旷的室内演奏也能收到很好的共鸣效果。）
鲁国的经济如此萧条，公室力量日渐衰落，而以“三桓”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却不断壮大。“三桓”家族是在鲁闵公、鲁僖公的时代开始兴起的，到鲁僖公末年，东门襄仲在朝堂上崛起，鲁文公、鲁宣公时期，他一直活跃在鲁国政坛之上，与“三桓”家族对立。鲁宣公十年（公元前年），周王室的卿士刘康公出使鲁国时，曾经预言东门氏将因为“泰侈”而“不可以事二君”。刘康公这么说的缘由是，东门襄仲当时的权力凌驾于“三桓”之上，但他的职位却比他们低，不是上卿，根基不牢固，所以迟早会被清算。
东门襄仲去世后，他的儿子公孙归父非常受鲁宣公宠信。公元前年，公孙归父出使齐国，当时齐国执政晏桓子（晏婴之父）说，这个人用贪婪之心去算计自己的政敌，他的政敌也会同样对待他，一个国家的大臣们都这么算计来算计去的，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鲁国财政紧张，初税亩制度是针对鲁国国君所有的公田以外的私田征收赋税的政策。拥有私田的人很多，以“三桓”为代表的豪族是拥有数量最多的人群。鲁宣公和东门家族主张向私田征税，但是遭到“三桓”势力的反对。初税亩颁布之后三年，鲁宣公命令公孙归父假借出使晋国的机会，联络晋国，向晋景公借兵，讨伐“三桓”。结果，还没等借到晋兵，鲁宣公就薨逝了。
按照史书的记载，鲁宣公是正常死亡。可是，他死得太巧了，刚好赶在他准备对“三桓”势力动手之前，这就不免让人产生怀疑。不过，也仅仅是怀疑而已，毕竟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鲁宣公之死与他人有关。
鲁宣公一死，“三桓”之一的季文子就将东门氏一族尽数驱逐出鲁国，公孙归父也只得逃往齐国避难。
初税亩制度在鲁国应该是没能实施下去。因为，就在东门氏被赶走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年，鲁国制定了“丘甲”制度。《左传·成公元年》云：“为齐难故，作丘甲。”鲁国为了防备齐国入侵，制定了丘甲制度。
丘甲就是以井田制下面的“丘”为单位，征收战备物资的一种制度。如果初税亩得以实施，那么田地的单位为亩，应当履亩而征收军赋。
古代军赋制度四丘为甸，每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预为《春秋左传》注疏时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不同于公田制度农夫出同等的军赋”，视为军赋改革。”
一年前，在晋国和卫国联军大军逼近临淄的压力下，齐顷公与晋国缔结了盟约，并让儿子公子疆去晋国作人质。现在，他感觉晋国已经放过了齐国，于是就准备联合楚国，一同出兵攻打鲁国。
鲁国采取了双重的应对措施。第一，派大夫臧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结盟；
第二，整顿军务，修治城郭，完成防御设施。
臧孙许说：“齐国和楚国结成友好，我国最近和晋国订了盟约。晋国和楚国争夺盟主，齐国的军队一定会来攻打我国。虽然晋国进攻齐国，楚国必然去救它，这就是齐、楚两国一起与我为敌。预计到祸难而有所防备，祸难就得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