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以“殷有三仁”开篇，结尾以“周有八士”与之遥遥相对，殷商的衰落，与周的兴起，其原因就非常的明显了。在以周有八士的人才盛况结尾之前，末尾第二章直接说明了形成这种盛况的原因，那就是周初统治者的人才观念和人才政策。
对比之下，殷商的灭亡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单单在至亲之中，就有三位了不起的仁人，然而，即使是至亲也不能躲避末世时代对人才的迫害，这样，人才归隐，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孔子本人的经历，众多贤者的经历，都在昭示着乱世之中贤者的无奈选择。这种无奈之中，我们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本篇记不同类型的圣贤面对乱世时所做的不同选择，对比之下，表达孔子与其他圣贤的不同之处。贤才隐士离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才政策的缺失，统治者的无道。而天下繁荣昌盛，果然也其来有自，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吸引人才，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为了方便读者对本篇主旨的理解，在本篇的解读中，对所涉及到的重要历史人物，如商纣、微子、箕子、比干、柳下惠、楚狂接舆等，都作了纪传性质的介绍，这种介绍，同时也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案例。
%%%微子①去之，箕子②为之奴，比干③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①微子：名启，殷纣王的同母哥哥。纣王无道，微子屡谏而纣王不听，于是就离开纣王。《尚书·微子之命篇》孔疏引《吕氏春秋·仲冬纪》说，殷纣王的母亲在做殷帝乙之妾的时候，生了长子启，以及次子仲衍；后来做了帝乙之妻以后，才生了纣王受，所以启与仲衍都称庶兄。当初帝乙欲立启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于是立纣。
②箕(jī)子：名胥馀，殷纣王的叔父，时任太师。他向纣王多次劝谏，见王不听，便披发装疯，被降为奴隶。马融注：“微、箕，二国名。子，爵也。微子，纣王庶兄。箕子、比干，纣王诸父也。”诸父是伯叔的通称。
③比干：殷纣王的叔父，时任少师，见纣王无道，屡次强谏，被纣王杀害。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做了他的奴隶，比干劝谏被杀死了。孔子说：“这是殷朝的三位仁人啊!”
三位贤者，对于殷商来说，即是至亲，又是仁人。遇到无道的时代，这样的人尚且不能被用于世，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本篇开篇，就为隐者遁世准备了理由，预留了回身之处。
在没有道义的时代里，即使亲情，其实也是很脆弱的，三位仁者之所以没有如后面的隐者一样隐身而去，正是由于亲情的存在，而在纣王的心中，这样的亲情又是什么呢？道义存在的时候，亲情会因道义而益亲；没有道义的时候，亲情又会成为罪恶之源，即使三位仁人，都不能改变这一定律，更何况后世的凡夫俗子呢？血缘族亲会那么可靠吗？殷周交替的这段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虽有至亲，不如仁人”，是亲非是亲，非亲却是亲，道义相亲。《论语》对此非常重视，反复提及，反复论证，在最后的第二十篇中，仍然把它作为一个要点。这对于我们现代人会有什么启示呢？
商纣王帝辛断送了殷商的大好河山，损身殒命，走向灭亡的命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用贤。并不是无贤可用，而是弃贤不用。三位贤哲可以说是殷纣王的至亲了，然而，这种割舍不掉的血亲关系，殷纣王却可以用迫害、驱逐、屠杀的手段，生生地切割掉了。可见，血缘之亲、族群之亲并不是真正的亲，在人间正道基础上志同道合的本性之亲才是真实的亲。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血缘亲情并不一定可靠，以道义相感召的本性相亲才会经历风雨颠扑不破。这是秉持天地大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中华民族不以血缘论而以文化认同论的文化基础。
《论语》8.20章，同参。
孔子高度赞扬的这三位仁人，都是商纣时期的人物，而且所说的事情都与商纣王帝辛有关，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首先对商纣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商纣王帝辛(？——公元前年)，商朝的最后一位帝王，名辛，本名受德，是帝乙的儿子，史称纣王，在位30年。在正史的记载中，他博闻广见、思维敏捷、具有超常的理解力和学习能力，而且他身材魁伟高大、相貌堂堂、勇猛过人，传说他能够徒手格斗猛兽，有抚梁换柱的神力。
中原文明在商代历代贤王的领导下，到了商纣时期，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生产关系相应出现了调整的要求。然而，此时的商纣王，自恃自己过人的个人能力，仰仗着商朝雄厚而强大的国力基础和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东征西伐，信奉强人政治，实行武力镇压。在山西黎城一场恶战，商纣把西部的文王打得大败，进而把文王囚禁在羑里；商纣又向东发动对东夷的战争，殷商军队以先进的武器和装备占据了绝对的战场主动，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大量的奴隶，随后，又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战略作用的大道，利用这条大道，可以迅速调集兵力镇压夷人的反抗。从客观上讲，商纣王朝通过武力开疆拓土，开发了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密切了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加强了中原地区和东南地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开发了东南一带的长江流域，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被充分的利用来发展生产。
然而，正是这样的胜利，更加助长了商纣王的末性，他甚至认为，发展到这个地步，人类社会自此已经可以突破天道的限制了。
正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开始尽情放纵个人的欲念，享受生活，享受权力，骄奢淫逸，穷奢极欲，极尽人间富贵与欢乐，同时又暴虐嗜杀，以为通过统治术和残酷镇压就可以维系这样的生活。
在思想基础上，商纣否定天道的存在，不再信奉天道的精神，不再依靠祖宗的礼法，以为那些都是过时的、生产力低下、不开化时期的产物，代表天道精神的庄严隆重的祭祀活动被荒废了；天道始终以它无言的方式表现它的存在，否定天道以后，并不能够解释天道的现象，商纣不免的就陷入了迷信之中；贤能的老臣与他们所坚守的千秋万代传承下来的天道精神和治国理念一起，被认为是陈腐落后、不合时宜，商纣在心理和行动上把他们彻底的抛弃，不吝使用酷刑、格杀、甚至更残酷的手段，扫清这些绊脚石，对殷商王朝具有深厚感情的贵戚旧臣，首当其冲，比干、箕子、微子恰当其列；
在维持政权运行方面，配备什么样的班子，选拔和任用什么样的人才，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抛弃旧臣贵戚之后，他尽量的选任和鼓励与他具有相同的认识基础和价值取向的人，这些人共同的不具有天道的精神，以欲念为中心，极力讨好商纣，不惜上瞒下欺，不具备相应岗位职守任职资格所应具有的整体观的思维方法和大局观念，把这些小人提拔到本来应该是具备天道精神和整体观念的君子来担当的领导岗位之上，加剧了政权与基层民众的紧张关系，激化了矛盾。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条件下，社会并不具备吸收这些矛盾所需要的足够的弹性，这样的权力架构便呈现迅速瓦解崩溃的态势。
有周一代总结殷商的经验和教训，重新回复到天道的精神上来，调整了人类和天地的关系，丰富了礼乐文化的内容，创造出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人类文明就此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尚书》中，周武王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迷信有命在天；第六是荒废祭祀。这六宗罪，恰恰反映了前面所讲的事实，违背的就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在一些对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很精通的人看来，对历史上的很多帝王来说，这六条也许并不被认为是罪状，相反，可能还以为是做帝王应该得到的基本待遇。但是，在殷末周初中国文化传统还比较纯正的时期，这些正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伤害。
微子，子姓，名启，殷商贵族，初封于微地(今山西潞城县东北)，子是爵位，历史上称微子，后世也称为微子启(或微子开)，是商纣王的庶兄，殷商帝乙之长子。据《吕氏春秋·当务》记载：纣王的母亲生有兄弟三人，长子微子启，次子仲衍，最小的叫受德，这个受德就是纣王，比两个哥哥小得多。纣王的母亲在生老大微子启和老二仲衍的时候，身份还只是帝乙的妾，后来才成为帝乙的正室妻子，在她成为正式妻子之后，生了老三受德。本来，帝乙和王后都想立长子启为太子，但是，太史根据《立法》诤谏说：“有正妻的儿子，就不可以再立妾生的儿子。”按照这样的标准，这位王后转正以后生的儿子受德继承了王位，就是这位纣王。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并不翔实充分，吕览、史迁等所记也多是根据传说，《尚书》、《孟子》等资料与之也并不十分统一，但是，资料来源不同，想必其来自有依据，大体应该不害大义，我们可以参考以明通史义。
商纣弃道失德以后，众叛亲离，国势日渐衰落，微子费尽苦心多次以道义劝谏纣王，纣王已然决心如铁，哪里还听得进他讲的这些陈腐的教条？见“纣终不可谏”，微子就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对策。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人都劝微子离开纣王，微子考虑到自己身为长子，对宗庙国家负有责任，纣王既然已经不再可能听从他的劝谏了，自己对辅佐纣王也就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了，而纣王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会招致亡国灭种的大祸，如何能够保护宗庙祭祀，就是接下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自己可以，而且一定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更何况，纣王现在对宗庙祭祀已经不再理睬，祭祀活动已经荒废了，这样，微子就带着这些他精心收集整理起来的已经被纣王抛弃的祭器，远离纣王逃到微。“微”是微子的封国，原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后微子又迁到山东梁山西北，所以那里也称为“微”。
周武王灭商后，微子带着商王室的宗庙礼器，来到武王军营前，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茅，向武王投诚请罪。武王解开他的绑缚，恢复他原有爵位，“复其位如故”，仍为卿士。公元前年，周公旦平定管、蔡、武庚叛乱后，成王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继续殷商的祭祀，国号为宋，爵位为公，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
箕子(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有名胥余，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是殷商末年重臣，官太师，封地在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子为爵位，尊称箕子。
箕子，是商周两代文化转移的实现者，他的义举避免了中国文化三千年前的一次中断，对中国文化做出了承前启后的卓越贡献，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可靠著作传世的第一位思想家。
中华文明的始祖伏羲氏，传承了前人代代积累下来的天文观测资料和观测方法，在总结提炼的过程中，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初步明了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对人类自身生存、生产、生活的影响。运用所认识到的这些规律开始了主动的发明创造，提高了生产能力；这些规律被同时运用到对社会生活的管理中，而这一管理过程主要是以推行教化的方式进行的，是推广普及天道精神、改变人们观念、移风易俗使趋于大同的过程。
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圣人政治，以把握天地整体规律的圣人和探索天地规律居于前沿地位的贤哲作为道德中心，推行教化，是圣人为政的主要手段。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历史文献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中，中国古代圣王的头等大事就是天文研究和天文观测，有作为的帝王都是在天文研究和应用中有突破性贡献的帝王，他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通晓天道精神是中国古代圣王最大的职责，至于其他的政绩，则是在天道精神的指导下，顺天道而为之，把握天道运化时机罢了，这就是所谓的“奉天承运”。贪天之功而为己有曾为士人之所不齿，何况帝王？贻误天地运化时机，堕怠政事，错失天机，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所以“尧舜其尤病诸”，即使是尧舜对此也还是诚惶诚恐。
在《史记·天官书》中太史公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古代帝王的传承授受，一方面是权力的转移交接，更重要的是皇权所掌握的文化遗产的转移和交接，天文观测方法和成果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天文被认为是天道的象征，也是皇权的象征，只有皇权才能够有能力调动最广泛的资源组织大规模的天文活动，才能够组织对天道规律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才能够实现千秋百代的传承，这也是保护和继承发展文化传统的重要方式。
组织天文观测和天文研究，是历代圣王最为核心的工作，测日影是最基本的观测方法，通过测日影，把握了天体运行的周期，并把握天文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规律，这就把人与天结合在了一起。我们知道，人个体的寿命相对于宇宙天体的运行周期来说，实在是短暂而又短暂，这就决定了人所能做的任何的个人行为对于天体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古人就以代代的传承累积天文观测资料和智慧，经过百千万年的不懈努力，人类克服了个体的局限性，积累了有价值的资料和人类智慧，为后世圣贤的理论突破作了充足的准备，伏羲、黄帝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提升。
这作为一个重要的成熟经验，被应用在古代帝王的传承之中，具备天道精神，具有天文组织观测和研究能力，并以之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人，被认为是适合做帝王继承的贤者，被推举出来，这就是古代帝王禅位制度的由来，到尧舜禹时，这种制度被发展到极致，而且，尧舜禹恰恰就是这样的传承。这种制度保证了自伏羲开创文明以来，一直到大禹时代，以天道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没有间断。
到大禹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成熟，中华民族应用自己所掌握的天道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成功的实现了改天换地的壮举，在成功制服水患，为中华民族再造生存空间的同时，把这一空间上休养生息的族群，在实施这一伟大工程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突破血缘关系限制，共同以天道精神为基础和纽带的优秀民族。大禹治水，中华民族以天道精神成功实现了对自然的化育，生产力水平获得空前的发展，人类从动物族群中彻底的区别开来，人类社会获得了相对于自然界的独立性，人类的产品积累丰富起来，不同地区的物产出现了交流和分工，生产关系矛盾也就此突出了出来。这样，自夏以后，天道精神就更多地被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化育改造，法象天体运行机制构建人类社会，成为了基本的治国理政思想。这种创制被称为礼，这就是礼的来源。
人类文化发展的完整历程可以看出，人类文化首先面对并亟于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人类能够掌握天道的规律，获得天道的精神，当自己的文化能够成功处理这一关系时，人类获得了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合法性，就建立了人类自己在自然中的生存基础；确立了这种生存合法性之后，在这样的合法性基础之上，才是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主要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我们现代非常熟悉的问题。而当人类社会处理自身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时，又必然的要受到天道规律的制约，所以，天道精神，以及人类为获得天道而必备的道德，必然是人类文化必须时刻奉守的第一要义。
人类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地基必然的要深深的插入于自然天道之中，而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结构，决定了统治阶层必然要通过基层的民众才能间接感知到自然天道的作用。统治者作为对历史对人类负责的御夫，就要驾驭着人类社会这乘车行驶在天道规律这个大道上，稳健地走向未来。
如果统治者有偏离天道的政举，对此首先有所感受的，是社会最底层与自然相接触最密切的普通民众，春江水暖鸭先知，天道的规律首先作用在权力末端的底层民众身上，逐步的向社会的上层扩散，如果在低级阶段，不能得到当政者足够的重视，就会在一定的时候，形成一个总的爆发，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威胁到社会的上层建筑。所以，有智慧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