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我更相信也有很多人根本不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单纯地认为这是鲁迅先生对这部史学著作的赞美。
比如,这句话出自鲁迅先生的哪部作品?鲁迅先生又为何用诗歌体的《离骚》来和散文体的《史记》对比,两者有何相似之处?
如果弄清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鲁迅先生的这句评价并不是随口称赞,其背后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
“史家之绝唱”:打破了史学记录的传统规范
关于鲁迅的这个评价,其实如今很多人都在断章取义,忽略了前后文,将其认定为鲁迅对《史记》的高度认可。但实际上,这句话的前后各有一部分内容,需要完整地来看。
这句话出自《汉文学史纲要》,原文是这么说的: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这里很明显能看出,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并不是说《史记》的史学价值,而是说《史记》在记录史事的时候有所创新,前人所未有,后世也罕见。
司马迁早年有过游学天下的经历,收集到了很多风俗、传闻以及一些较为隐秘的史事。比如“荆轲刺秦”的真实场景,就是他根据当事人侍医夏无且对别人的口述来描绘的。
而这些经历是他为之后“子承父业”做的准备,其生活的年代里汉承秦制的现象依旧严重,受此影响一般史官是家族传承的官职,司马迁的父亲是史官,所以司马迁以后的仕途注定也会是“太史令”。
史官记录史事是有一定规范的,比如《春秋》就是典型的史书,各国的《春秋》样貌应该都差不多,以简洁的语言记录下发生的重大事情,真实性是第一位的,史官不能表露明显的态度。
在这样的规范影响下,孔子也只是以“春秋笔法”来表明自身的喜恶,比如“克”、“弑”等带有贬义性词语的应用。
但《史记》不一样,它打破了,或者说违反了当时史书体例的规定,所以鲁迅才说它“背《春秋》之义”。他认为《史记》记录历史的方式无视了之前的规范,也没有在字句上进行过多的雕琢,这些都是不合时代的。
而在《史记》之后的大多数正史里,因为“官修”的性质,在体例、文辞等诸多方面都要比《史记》更为谨慎,也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规范当中,就没有《史记》这样打破传统史学的震撼力。
也就是说,之前传统史学的规范被《史记》打破了,而《史记》又成为了新的规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优质的作品能打破它。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所以鲁迅才会给出了“史家之绝唱”的评语。并非是认为《史记》是所有史书当中最好的,仅是点明了其特殊性而已。
而“无韵之离骚”的评价,更是和《史记》的史学价值关系不大。
“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文学价值的称赞
将《史记》和《离骚》相提并论,很明显这是在讲述《史记》的文学价值,和史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鲁迅认为《史记》的写法是“发于情”和“肆于心”,这个“情”和“心”就是司马迁个人的意愿,充满了主观性。
所以在读《史记》的时候,读者会很容易被文字所蕴藏的情感所左右,随着司马迁的喜恶而表现出同情或者憎恨。就像鲁迅举茅坤读这部作品时的感受,读游侠、屈原、贾谊、庄周等等人物的相关事迹,内心的感受是千变万化的。
这就说明,司马迁所著的这部史学巨作,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在阐述其自身对历史的态度,其中所蕴藏的是作者对这些历史的看法和观点,这与之前专注于记录真实性的史书有着极大的不同。
既然要表达观点,那么就需要文辞来修饰,所以从精神内涵上来说,《史记》在很多文字中都充满了怨愤之情,这也是与《离骚》的相同之处。
在汉代,甚至是更为古老的文学传统中,文学的风格讲究的是温柔敦厚,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是从《诗经》以来奠定的文学基调。
所以《离骚》在汉代的争议会非常大,屈原的形象也并不总是正面的。班固就曾经批评他“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以自己的死亡来彰显君主之恶,通篇文字充斥着怨愤之情。
《史记》在很多记述上都与之类似,表达的是司马迁对于某些事情的愤慨,这也和其在汉代屈辱的经历有关,导致了他在历史中寻求共鸣。当然这种共鸣的产生是有问题的,是司马迁先将史事定下基调,然后才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比如说关于“武王伐纣”一事,众多史家认为这是“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举措,被司马迁之前以及同时代的人所赞扬。但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却认为“以暴制暴,不知其非也”。这样的观点明显是在影射汉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社会现实。
再比如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这一对贤者的看法。然而司马迁却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件事情,认为这是“好人遇祸,坏人得志”的典型,以此来痛呼世道不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是司马迁对自身遭遇的倾诉。
这些手法的应用和意蕴的表达,在《史记》有立场倾向性的文字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与屈原在怨愤无助下所作的《离骚》就产生了共通,尤其是在“悲愤”、“怨怼”的情绪之下。
所以鲁迅选择了《离骚》这部作品来和《史记》做一个并列,而并没有选择如《诗经》等“温柔敦厚”的作品。
司马迁自己也很清楚其所写的《史记》有很多的情绪化表达和取舍,比如将项羽、吕后放入帝王本纪中,将同为农民起义的陈涉、吴广放置于世家里。尤为明显的是,对汉武帝驱逐匈奴的丰功伟绩忽略不计,只写其求仙问药、好大喜功的荒诞举措。
所以,司马迁也自我评价《史记》为“成一家之言”,大概也是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自己有“泄愤”的举措。而后世修史的人并没有像司马迁一样的经历,在官修的前提下自然也就没有了这种酣畅淋漓地写法。
由此可见,鲁迅所言的“史家之绝唱”和“无韵之离骚”,并不是将《史记》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而是通过前后文的论述,来阐明了《史记》在记述形式和精神内涵上的特殊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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