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史乱成一锅粥的春秋一百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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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年六月十四日,晋楚两国在郑国的邲地展开了一场激战,史称邲之战。由于邲地也叫两棠,所以邲之战也被称为两棠之役。

邲之战是晋楚两国继城濮之战后,为争夺霸主地位而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会战,楚庄王抓住晋军内部将帅不和的机会,主动出击,以雷霆之势击垮了晋军的斗志,晋军仓皇败逃,溃不成军。

楚庄王通过邲之战一役,在“春秋五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楚军取胜后的第二天,全军移师到郑国的衡雍,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西。三十五年前,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战胜了楚国之后,曾经在衡雍西南的践土为周天子建造了一座行宫,并举行了践土会盟。

城濮之战的胜利令晋文公一战而霸,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成功地遏制了楚国北进的势头,此后楚成王、楚穆王两代国君不得不改变向北方扩张的战略,隐忍十几年,直到晋襄公去世之后才重新尝试北上中原。

楚穆王在位的最后四年,终于等来了晋国臣强主弱、无心中原事务的契机。楚穆王果断北上,横扫中原,令郑国、宋国、陈国等国家重新臣服于楚国。楚庄王即位后,由于楚国国内局势动荡,内有若敖氏之乱,外有附属国反叛,楚国一度丢失了中原地区的全部盟友。所幸的是,楚庄王以惊人的勇气和令人叹服的能力和智慧,平定了若敖氏之乱,平息了各地的叛乱,带领楚国度过难关。在杰出的政治家令尹孙叔敖的辅佐下,经过数年的发展和积累,楚国的国力迅速提升,国富兵强,终于在邲之战击败了最大的对手晋国。

楚将潘党向楚庄王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听说,大败敌人之后,要造一座建筑物来作纪念,让后世子孙都不忘记祖先的武功。大王您何不用晋国将士的尸体建造一座京观呢?”

京观是古人为了炫耀军事上面取得的成就,将敌人的尸体堆聚在一起,封土而成的高冢。明末清初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一书中对京观作了如下解释:“京,所谓高丘也;观,阙型也。古人杀贼,战捷陈尸,必筑京观,以为藏尸之地。古之战场所在有之。”

楚庄王听完潘党的话,摇了摇头,说:“你不懂啊!止戈为武,“武”拆开了就是“止”字和“戈”字。周武王灭商之后,作《周颂》说:‘收拾干戈,包藏弓箭。我追求那美德,陈于这《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作《武》篇,它的最后一章说:‘得以巩固你的功业。’《周颂》的第三章说:‘布陈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前去征讨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它的第六章说:‘安定万邦,常有丰年。’武功,是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让子孙不要忘记他的大功。如果我让两国士兵暴露尸骨,是用武力压迫他国;显耀武力以使诸侯畏惧,这种方式并不能消灭战争;耀武扬威而不消灭战争,哪里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旧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如何能够巩固功业?违背百姓的愿望,百姓如何能够安定?没有德行而勉强和诸侯相争,用什么调和大众?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乘他人之危,趁人之乱使自己的安定,如何能丰富财物?武功具有七种美德,我对晋国用兵却没有一项美德,用什么来昭示子孙后代?我们应该做的,是为楚国的先君修建宗庙,把成功的事祭告先君。用武不是我追求的功业。古代圣明的君王征伐对上不恭敬的国家,抓住它的罪魁祸首杀掉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这样才有了京观以惩戒罪恶。现在晋国并无大罪,士卒为国尽忠,为君效命,我有什么理由建造京观对晋国施以惩戒呢?”

“止戈为武”这个成语就出自楚庄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楚庄王上面这段话的原文: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楚庄王可以说是深刻领悟了战争的真谛,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想令他国臣服,靠的应该是德化,要以德服人。

楚庄王不同意建造京观。他带领楚军将士,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修建了先君的庙宇,向楚国的祖先报告了自己这次出征取得的成绩,然后命令大军回师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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