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全书近二十万字，依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年)。
通过《左传》作者的生花妙笔，将这年的各诸侯国的历史，尽收于一帙，从此蜚声风靡数千年。
自古迄今，研究《左传》者众多，不管是先贤或后进，几能各得其胜！这说明了《左传》是一部藏深蕴厚的典籍，有着让人汲取不尽的无穷魅力。
而后人关于《左传》的研究，有部分观点是公认的大家之言，也有部分是仍待商榷的问题或看法。今天咱们就以过去几个较具争议的问题，来观察《左传》未知、不确定的一面。
《左传》书名争议
《左传》一书有不同的名称。通常，一本书经作者定名之后，除了为简单地使用而产生了方便的说法外，一般是不会有其他称呼的。
由此可以推测，《左传》的作者完成此书时，并未明显在书中载明书的名字，以致后人从各自所理解的角度来称呼其名。
《左传》有哪些称呼？例如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春秋古文》，班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左氏》，杜预称之为《左传》……
在欠缺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左传》的书名问题一直争讼不休，无法定论，若要勉强定名，只能暂且从最接近的时间点，寻找最可信的资料，由是司马迁之说，得到较多的认同。
司马迁画像作者争议
相较于书名的问题，《左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掀起的波澜更大。
现存资料中和《左传》相关的文字记载，以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为最早和最具公信力，其序云：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成《左氏春秋》。”
所以，传统上对《左传》的介绍比较倾向司马迁的说法。只是《史记》中所提到的春秋时代“左丘明”，和《左传》可能的成书年代，有一段颇大的差距。
正因如此，自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之后，关于《左传》作者的部分，一直是人们进行考证、探索、穷究的问题。
孔子剧照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等人皆认为《左传》出于左丘明——左丘明受经孔子，而传《春秋》。魏晋以来，学者皆无异议。
自从唐代赵匡首发疑问，宋代学者相继并起，其著如王安石、叶梦得、郑樵、朱熹，皆疑左氏非孔子时书。
至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认定《左传》成书时间不可能早过鲁哀公、鲁定公时期，亦不可能是战国之后的人所作；姚鼐则认为，《左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最大的可能性应是吴起所作，因为韩非书中的吴起是“左氏人”，后人错误地把“左”当成了姓！
这种两种说法颇为近代学者所接受，然亦未成定论。
到了近代，人们对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
刘歆画像不过，人们至今仍无法拨开笼罩在《左传》之上迷雾，无法认定其作者。以可能性较大的左丘明来说，其生平事迹，典籍上所载极少，最详细的竟只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一小段文字。
从司马迁的这段简单说明，仅能窥知《左传》作者的名字，和成书的动机。至于生卒年、乡里、为人处世等相关资料则付之阙如。
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咱们只能暂时将《左传》作者设定为“左丘明”，因为《史记》是最具备接近第一手资料且可信度颇高的佐证。
撰写动机争议
关于《左传》的撰写动机，历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解《春秋》经而作。
《春秋》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由于它的记事过于简略——几乎是只有主要标题，而缺乏具体内容——时间一久，后人无法从简略的记事中得知孔子当初向弟子口耳相传的史实经过、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孔子当初想要表达的意念。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出现了传解《春秋》的文字，如春秋三传。而名为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便被认定是为以事实来说明《春秋》经文内容、解说《春秋》纲目的解经之作。诚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
“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浮雕太史公的说法，应该是颇能支持“《左传》为解《春秋》经而作”说法的文献资料，东汉桓谭也直接肯定《左传》的解经功能，在他的著作《新论》是这么说的：
“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之也。”
可见，桓谭真切地用文字描绘了《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在玲珑看来，《左传》撰写动机的确是为解《春秋》经而作，只是写成之后，本身实在粲然可观，所以根本不用依附经书，而能自然流衍。
其二，为述史而作。
此说认为《左传》作者在写《左传》时，其动机可能如同孔子述《春秋》一般，为发扬历史教化的功能，并尽自己史官的责任而已。
而纲目一致，是因为资料来源一样，属同一个时代范畴，只不过一是策、一是简，详略有所不同。
孔子剧照支持这个述史撰写动机的魏禧，用了二十年岁月，深入《左传》研究，成《左传经世》一书，同时自许为“二十余年所仅有”，他对《左传》作者撰写动机的说法是：
“孔子于王道衰熄之后修《春秋》以惩恶劝善寄托经世理想，魏禧探究《春秋左氏传》，自亦有接续圣人之意焉。”
就魏禧的看法，他认为《左传》的作者是继承孔子秉持惩恶劝善的理想而作，并非附经而作。
历代学者皆有一定的学力水准，其对《左传》争议的研究，亦是淬炼而来的。所以其结论，皆可视为阅读《左传》、认识《左传》、研究《左传》时颇为重要的资料，都有让读者自行资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