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权,今天和大家来探究一下《春秋》经传研究史,杜预,胡安国。
《集传》互为表里,杜预《春秋释例》也是一部有助于研读《春秋》及《左传》的重要书籍。杜预认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于是他统计《左传》中有所谓“五十凡”。这五十凡都是《左传》作者对经文中叙事用语的归纳性解释。至于有些解释不能通之于全书,只能归因于归纳的欠周。宋人刘敞《春秋权衡》说:“《左氏》凡例亦不必皆史书之旧也,乃丘明推己意解经为凡耳。”因此,“凡例”与《春秋》与《左传》俱存若即若离的关系。
杜预的《释例》虽有不少穿凿,但与《公》《谷》生硬地比附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收罗排比“凡例”,意在以实证的方法探求经义,具有方法上的合理性。至于《土地名》《世族谱》及《经传长历》,皆为实证方法的成就。因此四库馆臣评价杜解及《释例》的学术贡献时说:“《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按即《释例》》为羽具,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蔽也。”馆臣之言,虽不尽然,但“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蔽”,则是肯定了杜预的研究在方法上的意义和价值。
在《春秋》经传研究史上,杜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尽管他的著作存在着不一而足的谬误,但瑕不掩瑜、功不可没:其一,杜解出而《左传》在三传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籍《左氏》以杜臆说,传与注皆可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其二,杜预之书出,不仅前此诸家旧注尽废,而此后关于《左传》的研究与琉注大抵在杜解基础上作补宜神漏的工作。其三,杜预的研究,牢固地树立了古文经学重实证的所谓“汉学”传统。隋代刘炫以此方法作《春秋左传述义》、唐人孔颖达以此作《春秋左传正义》,至于清代风行的考据学,正是这种方法运用的极致。就是清人众多批判杜注孔疏的著作,无不运用着杜、孔等人的实证方法。因此,我们说杜预是《春秋》经传研究史上汉学传统的代表。
《春秋》经传学史上另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宋的胡安国。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胡氏的贡献远比不上杜预,但在宋明时代,其声名及影响却是盖过杜预的,而他的《春秋胡氏传》确也是《春秋》经传学术史上所谓“宋学”的代表性著作。因此,分析《胡传》的学术源流及其特点,对于了解《春秋》经传研究的历史状况是很有必要的。
胡安国(一),字康侯,建宁崇安(今属福建省)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年)进士,南渡后官给事中,侍读,以气节名重于世。时人谢良佐曾称许他“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胡氏毕生研治《春秋》,但排低《左传》。宋高宗曾以《左传》付之“点句正音”,安国说:“《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并说王安石废《春秋》于学官导致了北宋的覆灭,虽不免危言耸听,其钟爱《春秋》之情可见一斑。他潜心《春秋》二十余年,所著《春秋传》据说“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其书凡三十卷,前有《述纲领》《明类例》《谨始例》《叙传授》四段文字,既是本书的导读指南,亦表明其书立意家旨。
胡氏《春秋传》继承了今文经学派着眼于现实政治的学术传统,借古学以喻时政。在序言中,他曾自诩其书“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可见他并非为学术而学术。宋朝南渡前后的局势,有目共睹,外族的人俊造成的民族耻辱,啃啮着有气节的中原人士的良心。日本学者诸桥辙次在《铭学之目的与宋儒之活动》中说,南宋的《春秋》经传学有“复仇化”倾向,并非无根之谈,至少《胡氏传》是如此。《春秋公羊传》的攘夷之义,在这里被空前地强调出来。如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胡《传》云:
按《左氏》曰:“始惧楚也。”其地以国,邓亦与焉。楚自西周已为中国之患,宣王盖尝命将南征矣。及周东迁,悟号称王,凭陵江汉。此三国者,地与之林,是以惧也。其后卒灭邓虏蔡侯,而郑以王室鹅亲,为之服役,终春秋之世,圣人盖伤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信义。循天理悼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何惧焉……观诸侯会盟离合之迹,而夹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观《春秋》进退与夺抑扬之旨,则知安中夏待四夹之道炎。
楚以夷狄之国而兼诸夏,不仅“圣人伤之”,胡亦几痛哭矣。又如宜公八年“楚人灭舒要”传:
按《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在周公所惩者,方其自相攻灭,中国何与焉!然《春秋》书而不学者,是时楚人强,舒葬及滑访盟,吴越势益强大,将为中国忧,而民有被发左枉之患炎。经斯世者当以为惧,有攘却之谋而不可忽,则圣人之意也。
如此攘夷之论,胡氏《传》中多不胜举。正如四库馆臣所云:“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经旨。”清人尤侗亦云:胡传专以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胡氏在国难当头之际,借古喻今,以励士气,以正人心,正是今文经学的传统。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胡氏此书进呈之后即受到普遍重视,成为钦定士子必读书,正由其尊王攘夷之旨合于当时绝大多数士人雪耻复仇的愿望。朱熹曾批评它“有牵强处”,但又称它“议论有开合度”,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