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权，今天和大家来探究一下《春秋》经传研究史，杜预，胡安国。
《集传》互为表里，杜预《春秋释例》也是一部有助于研读《春秋》及《左传》的重要书籍。杜预认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于是他统计《左传》中有所谓“五十凡”。这五十凡都是《左传》作者对经文中叙事用语的归纳性解释。至于有些解释不能通之于全书，只能归因于归纳的欠周。宋人刘敞《春秋权衡》说:“《左氏》凡例亦不必皆史书之旧也，乃丘明推己意解经为凡耳。”因此，“凡例”与《春秋》与《左传》俱存若即若离的关系。
杜预的《释例》虽有不少穿凿，但与《公》《谷》生硬地比附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收罗排比“凡例”，意在以实证的方法探求经义，具有方法上的合理性。至于《土地名》《世族谱》及《经传长历》，皆为实证方法的成就。因此四库馆臣评价杜解及《释例》的学术贡献时说:“《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按即《释例》》为羽具，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蔽也。”馆臣之言，虽不尽然，但“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蔽”，则是肯定了杜预的研究在方法上的意义和价值。
在《春秋》经传研究史上，杜预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尽管他的著作存在着不一而足的谬误，但瑕不掩瑜、功不可没:其一，杜解出而《左传》在三传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籍《左氏》以杜臆说，传与注皆可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其二，杜预之书出，不仅前此诸家旧注尽废，而此后关于《左传》的研究与琉注大抵在杜解基础上作补宜神漏的工作。其三，杜预的研究，牢固地树立了古文经学重实证的所谓“汉学”传统。隋代刘炫以此方法作《春秋左传述义》、唐人孔颖达以此作《春秋左传正义》，至于清代风行的考据学，正是这种方法运用的极致。就是清人众多批判杜注孔疏的著作，无不运用着杜、孔等人的实证方法。因此，我们说杜预是《春秋》经传研究史上汉学传统的代表。
《春秋》经传学史上另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宋的胡安国。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胡氏的贡献远比不上杜预，但在宋明时代，其声名及影响却是盖过杜预的，而他的《春秋胡氏传》确也是《春秋》经传学术史上所谓“宋学”的代表性著作。因此，分析《胡传》的学术源流及其特点，对于了解《春秋》经传研究的历史状况是很有必要的。
胡安国（一），字康侯，建宁崇安（今属福建省）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年）进士，南渡后官给事中，侍读，以气节名重于世。时人谢良佐曾称许他“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胡氏毕生研治《春秋》，但排低《左传》。宋高宗曾以《左传》付之“点句正音”，安国说:“《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并说王安石废《春秋》于学官导致了北宋的覆灭，虽不免危言耸听，其钟爱《春秋》之情可见一斑。他潜心《春秋》二十余年，所著《春秋传》据说“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其书凡三十卷，前有《述纲领》《明类例》《谨始例》《叙传授》四段文字，既是本书的导读指南，亦表明其书立意家旨。
胡氏《春秋传》继承了今文经学派着眼于现实政治的学术传统，借古学以喻时政。在序言中，他曾自诩其书“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可见他并非为学术而学术。宋朝南渡前后的局势，有目共睹，外族的人俊造成的民族耻辱，啃啮着有气节的中原人士的良心。日本学者诸桥辙次在《铭学之目的与宋儒之活动》中说，南宋的《春秋》经传学有“复仇化”倾向，并非无根之谈，至少《胡氏传》是如此。《春秋公羊传》的攘夷之义，在这里被空前地强调出来。如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胡《传》云:
按《左氏》曰:“始惧楚也。”其地以国，邓亦与焉。楚自西周已为中国之患，宣王盖尝命将南征矣。及周东迁，悟号称王，凭陵江汉。此三国者，地与之林，是以惧也。其后卒灭邓虏蔡侯，而郑以王室鹅亲，为之服役，终春秋之世，圣人盖伤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信义。循天理悼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何惧焉……观诸侯会盟离合之迹，而夹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观《春秋》进退与夺抑扬之旨，则知安中夏待四夹之道炎。
楚以夷狄之国而兼诸夏，不仅“圣人伤之”，胡亦几痛哭矣。又如宜公八年“楚人灭舒要”传:
按《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在周公所惩者，方其自相攻灭，中国何与焉!然《春秋》书而不学者，是时楚人强，舒葬及滑访盟，吴越势益强大，将为中国忧，而民有被发左枉之患炎。经斯世者当以为惧，有攘却之谋而不可忽，则圣人之意也。
如此攘夷之论，胡氏《传》中多不胜举。正如四库馆臣所云:“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经旨。”清人尤侗亦云:胡传专以复仇为义，割经义以从己说，此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胡氏在国难当头之际，借古喻今，以励士气，以正人心，正是今文经学的传统。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胡氏此书进呈之后即受到普遍重视，成为钦定士子必读书，正由其尊王攘夷之旨合于当时绝大多数士人雪耻复仇的愿望。朱熹曾批评它“有牵强处”，但又称它“议论有开合度”，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