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管仲一箭射出去时，并没有想到对面的那个人会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大霸主，当然，那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不过，好在这一箭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只是射中了那人的衣带钩。
那人叫做小白，在当时这个名字稀松平常，甚至还有些俗气，后来他却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做齐桓公。
在齐桓公之前，齐国是个相当荒唐的国家，这个荒唐来源于齐桓公的哥哥齐襄公。齐襄公跟自己的妹妹文姜有不正当关系，不过因为出生于王公贵族，这一秘密除了兄妹二人亲近的几人之外，再无人知晓。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十五年后，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一年，出嫁多年的文姜跟着丈夫鲁桓公造访齐国，再一次发生了让鲁桓公忍无可忍的事情，鲁桓公感到遭受了奇耻大辱，于是对文姜痛骂一顿。
文姜哪里能受到这样的辱骂，当即就告到了哥哥齐襄公那里。如果齐襄公毫不在意，问题是不能处理的，但提出问题的人却是可以处理的，为了文姜齐襄公直接派人杀死了鲁桓公。
此事一出，天下哗然，毕竟鲁国也是诸侯国，鲁国为了找回面子便向齐国提出了诉求，可这个诉求只是惩办凶手，根本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霸道的齐国，让鲁国尴尬一片。
可是就在全天下都等着齐国多行不义必自毙时，这个诸侯国却陡然崛起，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齐国的崛起造就了霸主齐桓公，但功劳要归于管仲。
军政一体
管仲原本不是齐桓公阵营的人，他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的师傅，他与公子小白的师傅鲍叔牙是知己。鲍叔牙早就看出荒唐的齐国迟早会发生内乱的，为了保护公子小白，提前把他送去了莒国，身在莒国的小白也因此避免了一场祸乱。
鲁庄公八年，也就是公元前年，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杀害，第二年春天，篡位的没多久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权力出现真空，此时，鲍叔牙陪着公子小白从天而降，回国争夺国君之位。
他们的对手是公子纠，当时召忽和管仲护着公子纠去了鲁国。
管仲的那一箭是他和公子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去的，可即便有管仲帮忙，公子纠依旧失败被杀，召忽自杀殉主，两个人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公子小白则获得胜利，回国继承了国君之位，齐国进入了新时代。
要说聪明还是管仲聪明，他没有像召忽一样自杀殉主，而是等待着新任国主的赏识。
齐桓公是个胸怀非常广阔的人，他没有计较管仲那一箭之仇，反而在自己师傅鲍叔牙的推荐之下将管仲委以重任，放心地让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最终成就了自己的霸业。
其中，管仲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招，就叫做军政一体。
简单来讲就是：先安内后攘外，定国后称霸。
他将全国进行分区化管理，让士、农、工、商按照严格的标准定点居住，将当兵作为每一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使民和兵的身份有了交叉，又因为分区定点，每个片区内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固定需要执行当兵义务的民众，如此，一旦有军事需要，就可以迅速形成编制，所谓“作内政而寄军令”。
如此一来，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家与家，都有了明确需要遵守的条例，也都明确了接下来想要做的任务，打起仗来按照标准进行征兵入伍，既能够保证不会出现行伍错乱，又因为职责的明确可以同仇敌忾，因此，管仲才会说：以此精兵三万，足以横行天下。
以现代人的观点看，这种方式其实是很霸道的，在分区定点规划之后，人是不能进行自由迁徙和变换职业的，固定了居住的地方，固定了职业，这跟监狱里犯人差不多。朝廷规定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规定你在哪住，你就得在哪住。这是明显侵犯老百姓利益的，可是管仲不管那么多了，要想成就霸业，就不得不霸道。
统筹兼顾
制定了“霸道”的发展方向后，诸侯国的总体基调也就被奠定下来，从此之后，齐国要做的就是发展经济、开展外交、同时充实战备，这些只不过都是技术性问题，而管仲恰好是解决技术性问题的能手。
管仲做事情往往能够统筹兼顾，比如春秋两季举行的狩猎，狩猎规模非常大，不单是贵族和王室的娱乐活动，还会牵扯到军队参与，狩猎不仅能用打猎而来的动物做后勤补给，还能趁此机会训练军队，一举两得。
在刑罚上进行的改革，管仲也是如此，他制定一种叫“兵器赎罪”的法律条款，如果一个人犯了重罪，那可以打造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枪来抵扣自己的部分罪过；如果一个人犯的是轻罪，那可以打造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枪来抵扣；如果是小罪，就只需要罚款；如果人们想打官司，诉讼费为一只弓箭。
这样的方式是官民两利，要知道，即便齐桓公走的道路是霸道，但明面上打出来的旗号也绝对不能有任何侵犯人权的意味，否则就会引起人民的反感。
通俗点来讲就是：做什么事之前都需要找个借口。当然只找借口是不行的，总归让老百姓能感觉到一点好处的。
刑罚上的改革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管仲改革之前，犯了重罪就要判死刑，犯了轻罪要砍掉手脚，犯了小罪也要挨鞭子。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购买或打造兵器来赎罪，这不仅让国家军队充实了战备，减少了国库有关军费的开支；还能够减少杀人和动用刑罚，为君主博得了慈善和王道的美誉，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君主的仁慈，妥妥的名利双收。
不仅如此，管仲还提倡国有民营，鼓励发展国家统治经济，他改革税制，免除关税，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还铸造了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
不过，在管仲的经济改革中，生产和销售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国家只是垄断资源和控制价格，或者为了控制价格而调控产量，具体怎么生产销售并不限制。如此一来，有了国家的管控，人民之间的贸易就有了条条框框，生产也有了章法，经济发展迅速崛起。
齐国发展经济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贸易交流方式天生就比内陆其他诸侯国要多样化。早在商朝，齐国地区就已经有了海上贸易雏形，春秋战国时期，通过水路进行贸易的方式已经逐步发展成型，天然的区位优势，沿海优势加上管仲的策略，齐国正在朝着第一经济诸侯国迈进。
齐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外交方面自然也要走出自己的路。
管仲的策略叫“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当然，这个以土地换和平并不是指清朝末年的“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而是指将齐国过去侵占的城池归还各国，并且频繁地请客送礼。
据说，这样的政策让齐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迅速热络了起来，他们感激齐国，为齐国的发展行了很大方便，让齐国隐隐有了江湖老大的意味。
在各方面的统筹兼顾下，管仲的政策迅速推广到齐国的各行各业，并且对齐国发展中所遇到的缺点进行了改善，没多久，齐国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
尊王攘夷
要想当江湖老大，不出手教训几个调皮捣蛋家伙是不可以的，毕竟老大也需要立威，有实力才好让小弟们听话办事，不过老大也不能霸道无理，出兵时也需要师出有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罪名根本不难找。当然，管仲还是很仁慈的，他找了一个让人无法反驳的理由“尊王攘夷”。看看，口号喊得震天响，占据了道义也能得到王室的肯定。
严格来讲，尊王攘夷是同一件事，毕竟王室不被尊重，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蛮夷太强，王室打不过他们就只能够认错服软。
比如说，最先强悍起来的犬戎，他们在商代被称为鬼方，西周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犬戎攻陷了都城，他们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如果不是有西陲边地的一位大夫历尽千难万险保住周平王东迁，那周王朝可能就要提前几百年灭亡了。
不仅如此，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中原地区受到了蛮夷多次侵略，其中，齐国七次，卫国有六次，晋国五次，其他的诸如宋、邢、郑、周等等各有一次。
被伤害最深的卫国曾两次迁都，邢国如果不是齐桓公出手相救，恐怕早就已经亡国。
这些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都很大，毕竟在夏商周之后，中原人就自诩是文明人，文明与野蛮相悖，中原地区与蛮夷之地的文化差异非常大。
毋庸置疑的是，中原文明的发展程度要远远发达于蛮夷之地，因此，被蛮夷之人欺辱是中原人世代的耻辱。因此，征讨野蛮之人，为中原人证明，洗刷曾经的耻辱，是中原地区诸多诸侯国之间的共同愿望，虽然大家暗地里都不和睦，但对于这个宏伟的目标却没有任何人会站出来反对。
齐国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格局就一下子打开了，就连孔子都赞叹说，如果不是管仲，我们都可能披头散发，衣袋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
对于孔子给予管仲这么高的评价，孔子的弟子表示不理解，子贡曾与孔子辩论：管仲也做了许多坏事，不能算“仁者”。孔子当即反驳：如果管仲不算仁者，谁能算仁者，管仲施政救民于水火、救济天下苍生……是万世楷模。
当年管仲一箭射出本是为了刺杀公子小白，谁知道射出了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而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后才成就一番霸业。
可见，即便齐桓公曾经逼死了自己的兄弟公子纠，即便管仲曾经立场不明，转而辅佐了害死自己弟子的人，但就因为他们尊王攘夷，人们可以不再计较他们身上的任何污点。
的确，维护正统的华夏文明比忠于某个君主重要得多，这在历朝历代都是要受到肯定的。在齐桓公之后，晋文公也曾经举行过践土之盟，他所走的路线与齐桓公一样，本质上都是尊王攘夷，而这也是他和齐桓公最受后世肯定的地方。
齐桓公以华夏各国都需要的政治需求为旗号时，他的霸主地位就正式被奠定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具体实施这个方略，把周天子的旗帜举得高高的，让中原各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那时周天子的势力衰微，中原各国早就已经各怀鬼胎，可是他们依旧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对周天子，只能乖乖地参加葵丘之会。
当然，尊王攘夷虽然确实是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实际上的好处却实在地归到了齐桓公身上，在这样的政策之下，齐桓公对周天子毕恭毕敬。但是因为周天子没有实权，所以他的想法只能与齐桓公的想法一致，如此一来，各路诸侯所谓的尊王，名义上尊的是周天子，实际上尊的却是齐桓公，齐国的霸业也就彻底地拉开了帷幕。
齐桓公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人物，他不计前嫌任用管仲，推出了霸道，走上了尊王攘夷之路，从此，他的称霸之路走得顺风顺水。
作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的称霸之路值得我们深思，在他之前，霸道的方式从来没有人应用过，人们要么走王道，要么走人道，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等诸多方式也都实践过，可是从来都收效甚微。
在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里，的确只有霸道更加管用，虽然管仲的霸道的确牺牲了民众的部分权益，但也确实让整体的国力得以壮大。
仁义道德并非没有用，可是，当诸侯纷争时，硬实力才是硬道理，以中原正统文明自居的周天子可以被犬戎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曾被中原人看不起的西地边陲，也可以护着周平王东迁。秦国建立，天下大争时，礼法的存在感必然会变得更薄弱，如此一来，寻找更加合适的发展道路，就成了大国崛起的关键。
更何况，齐桓公的霸道并非对民众没有任何益处，无论是军政一体的政治方略，还是国有民营的经济方略，都切实促进了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在那样的时代里，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有资格安居乐业，否则就只能像卫国一样，被蛮夷侵略而两次迁都，人民流离失所，路有冻死骨。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周天子这位曾经的至尊至强，为什么在春秋时代变成了花瓶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周朝的分封制度之下，至尊不一定永远都是至强。
周天子地位尊贵无可置疑，但是当他们将实权分封给诸侯时，诸侯拥有了国家的发展权，控制权，行政权，立法权，他们实行高度自治，一旦当势力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便有资格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周天子打不过别人，在很多事情上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非周天子能一直保持实力和地位均为第一，否则就只能成为吉祥物，而且这个吉祥物还是在没有完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才有作用，到了战国时代，各大诸侯国心知肚明，大家都不再以周天子为尊，各国纷纷自立为王，那时，周天子连旗号的作用都不明显了。
可悲哀的是，分封制的特点决定了至尊不可能永远至强，这是周王朝的悲哀，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