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是对儒家十三部文献的经文、古注、疏文的统称。
“经”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对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和特称。“十三经”则包括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典籍。“注疏”是注和疏的并称。注，是对经文字句的注解，又有传、笺、解、章句等不同叫法；疏，是对注的进一步注解，又有义疏、正义、疏义等不同叫法。
《十三经注疏》
壹
“十三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漫长演化。
“六经”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像《庄子》就已经把《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称为“六经”。
《庄子注疏》（中华国学文库）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专门传授《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的学问。儒学开始独占官学，“五经”开始流传起来。“六经”之所以变为“五经”，是因为《乐》经这时候已经失传；也有人说，《乐》经就从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存在过。两汉人对儒家文献的研习，各有各的家法，流派纷呈。一经之下可能有好几个传授系统，两汉皇帝们往往根据各经不同的师法设立不同的博士。
在当时的观念里，儒家文献有“经”、“传”、“记”的严格区分，是不能混淆的。比如，合称为“三礼”的《仪礼》《礼记》《周礼》三部经典中，只有《仪礼》才是“经”，直接叫做《礼》（《仪礼》这个名字大概在魏晋时期才确定）；《礼记》是“记”，主要是解说《仪礼》，并作为《仪礼》的附庸而存在；《周礼》在西汉初年被发现于民间，进献给朝廷后就被束之高阁，直到西汉末年才因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而“重见天日”，新莽、东汉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后两者都不是“经”。又如，作为“《春秋》三传”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只是“传”，而不是“经”。因此，西汉时代的“五经”与后来的理解不同，《礼》特指《仪礼》，不包括《周礼》和《礼记》；《春秋》特指《春秋》经，而不是“《春秋》三传”。
《礼记译解》根据文献记载，东汉时出现过“七经”的说法。但“七经”到底是哪七部经典，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公认的答案。
不过，最晚到唐代初期，“经”、“传”、“记”的概念就已经混同而被等量齐观，“传”、“记”跃升到了“经”的地位，直观地体现在唐代贞观年间颜师古考订的《五经定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和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上，因为，尽管唐代官方仍维持着对“五经”名头的认定，但“五经”的文本已与汉代的“五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汉代的《礼》特指《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唐代则变成了《春秋左传》。
唐代“五经”之后出现“九经”，和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九经”指的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三礼”、“《春秋》三传”已经全部跻身到“经”的行列中。其中，《仪礼》是在一度被从“五经”中撤出后的再次回归。
唐文宗开成二年（），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开成石经》镌刻完成。《开成石经》除了包括上面提到的“九经”，还包括《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后人称之为“十二经”。不过，这时候的《孝经》《论语》《尔雅》还没有被正式认定为经书，像《唐会要》这样的文献，在描述《开成石经》的时候，还非常明确地把“九经”和《孝经》《论语》《尔雅》区分开来。“十二经”只是后人的一种大而化之的追述性说法。
从中唐开始，韩愈等思想家为了排斥佛道，振兴儒学，极力推崇发扬孟子的思想。北宋时期，孟子的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他主导的变法中，把《孟子》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把孟子配享孔庙，史无前例地推高了孟子的历史地位。《孟子》正式进入经书的行列。宋徽宗宣和年间，成都当地的学府文翁石室，从五代孟蜀时期就开始刊刻的蜀石经在经历一百多年的持续刊刻后最终竣工，《孟子》收入其中，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完整的“十三经”。
《孟子正义》（中华国学文库）贰
自从汉武帝确立儒家的官学地位，儒家文献受到了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