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现存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从先秦典籍的记载来看，老子在春秋末年就已声名显著，且当时以及历代哲人多有称引。若当时老子并无与之直接相关的著述传世，恐怕难以形成此后的重大影响。
春秋末年叔向已经称引《老子》书中相关语句，至于老子弟子孔子、关尹子、文子等皆有化用或直接称引《老子》书语句的案例。且最为关键的是，当时关尹子及其弟子已经传有对于《老子》特定章节进行传解的文本《太一生水》。
从文献传播角度看，老子也必然曾经亲述五千言《老子》。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记载了老子亲述（关尹子整理）一事。司马迁对先秦重要事件的考察，皆本求真之心，且他也掌握了大量相关材料，故所归多以事实。也正因此，即使在战国时代乃至秦汉时期，影响甚大的黄帝学说，司马迁也直言其文不雅驯，对相关伪托修编之作，不予载录。此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然，它对于个人著述类与伪托修编类进行了一定区分（虽然并不完整准确），在他看来《老子》显然为老子亲述，而非历史修编之作。
最为根本的是五千言《老子》为个人著述类作品，可验证于五千言《老子》自身的文本内部规律。关于五千言《老子》的文体，此前存有争议，但它应该是“说论体”文章。传统上一般认为五千言本身没有严格的结构逻辑，只是多个相对独立章节的简单组合。它由上下篇构成，整体思想一以贯之，不存在明显的自我矛盾。且各章节之间，存在一个看似松散，但互有关联的体系。如果五千言本身是思想混乱、结构松散的文本，或许它还有可能成书于修编，但若本身是具有统一思想与严密结构的作品，则可以排除了这种可能，它自然应是由一人在一定时间内撰写完成。
在行文方面，老子所具备的独特的“回返”论述方式，也贯穿全文。对于虚词、组词的使用风格也完全统一。语句组合方面，也是行云流水。如所涉及的上古戒语等，并非机械安置，而是前后各句一气呵成，非常自然的融合于相关段落之中。这与后人撰文，征引名言以强论证相同。因此，在五千言《老子》本是“说论体”文章的前提下，其内部思想统一、结构自成体系，且文法一贯，行文流畅，这皆表明它必然是由一人精心论述而成。
历史修编类的具体观点众多，已蔚然成势。相对于在短时间内由个人完成的“个人著述说”而言，各种历史修编类观点都遵循一个漫长的时间段这一基本特点。因此，虽然他们的具体内容有别，但基本论点一致，且大多从两个方面出发。首先，从简、帛、传三者关系出发，认为三者存有继承、发展关系，五千言是在诸多类似简《老》的《老子》文本基础上的再发展；其次，从五千言与其它古籍联系的角度出发，否定春秋时五千言的存在。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前者已不能成立，而后者亦不可靠。
依据五千言与其它古籍关系，否定春秋时五千言的存在，主要围绕：不见古籍引五千言；古籍引五千言，但未注出处；古籍引五千言，但所注出处为他者；五千言内容构成复杂等四方面展开，但相关看法皆无法论证五千言为历史修编作品。关于“不见古籍引五千言”问题。孙次舟即以不见前人称引《老子》而论，五千言为庄子及其后学所造的历史修编类作品。其论点主要为：孟子以前，引《老》者甚少，说明五千言在那时还未出现。同时，庄子非常尊崇老子，但《庄子内篇》不引《老子》，可以说明此时无五千言。
以往“历史修编说”论者多因循孙氏足迹，在此处多着笔墨。但实际春秋、战国初期，五千言已多见称引。且即使五千言果真不见称引于春秋、战国初期，也只能作为五千言晚出的论据，在五千言成书方式的讨论中，对于“历史修编说”而言，它只是一个须论证的前提而非证据。
关于“古籍引五千言，但未注出处”问题。顾额刚曾以部分先秦古籍看似引用五千言文句，但未注明相关语句出自五千言或老子为由，推断此前不存有五千言，或此类文句本非老子所有，只是到战国后期才被好事者在编辑五千言时收入。读完本文，各位怎么看史学研究方面的众多观点？欢迎留言评论，记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