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对于当时诸侯各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录，孔子晚年在这份记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删改编定。孔子的先祖本来是宋国的贵族，没落后来到鲁国。从青少年时代起，孔子就立志学习贵族的礼仪和文化，他拜了很多位老师，广泛地学习古代典籍和各项实用技能，如射箭、驾车、写字、算数等。成年后，他在鲁国从事过一些政治活动，但因为为人耿直，而且特别强调要遵守古代的道德准则和礼仪标准，所以鲁国的当政者并没有特别重用他。后来孔子感到失望，便离开了鲁地开始周游列国，希望能遇到一个赏识和认可他的贤明君主，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始终未能如愿。晚年的孔子回到故乡鲁国，潜心整理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经他编定的《诗经》、《尚书》、《春秋》都成为后世儒家最重要的经典。
孔子把他坚持一生的原则和主张，把他的精神生命，都灌注在了《春秋》之中。他曾经说，以后的人如果想了解我，要通过《春秋》这部书，而想要怪罪我，恐怕也是因为这部书。他在这部书中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又偏偏是以一种含蓄、婉约、隐晦的笔法表现出来。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郑伯克段于鄢”（参见本书上文“为什么郑庄公要赶走自己的弟弟”一题），短短六个字之中含有大量的信息，有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地点，有对立的双方人物各自的身份，有对此事的定性。如果不是熟知那段历史，以及熟知这种笔法寓意的人，便会感觉摸不着头脑。又比如“杀”、“诛”和“弑”这几个字，同样都是一个人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死亡，但情况却大不相同：“杀”，是指对方所加害的是无罪的人；“诛”，是具有绝对正义性和正当理由的，所消灭的是坏人；“弑”，则专指以下犯上的杀害君主或长辈的大逆不道行为。再比如“天王狩于河阳”，字面看来是周王威风凛凛地去打猎（那时打猎和打仗基本是同义词，出猎相当于军事演习，而敌人也相当于猎物），实际情况却是被晋文公所裹挟。在《春秋》中，这种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的表述方式是很常见的。另外一些当时人尽皆知的特定语词，是用于不同的场合或对象的，其具体的事件或观点无须费笔墨写出来，人们读后自可领会，比如天子死亡用“崩”，诸侯死亡用“薨”，大夫死亡用“卒”等。
总之，《春秋》就是这样一部文字简练、含义却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历史文献。这种“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成为一种文体写作的范例而为后世所效仿；另一方面也因之催生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春秋学，来研究它到底说的是什么；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孟子曾说的，《春秋》出来之后，令那些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这说明，儒家认为社会的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是需要一种力量来维系的，这种力量如果不在当政的统治者（比如周王）手里，就应该握在儒家君子的手中，而当权者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力量。后来，太史公司马迁在整部《史记》的自序中曾作过这样的表述：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又有五百年了，能够继承《春秋》这部书的传统，重新为正义与秩序代言的，恐怕就是我这部书了吧！可见，《春秋》体现的是一种求真和历史担当的精神。正是这种来自文化传统的力量，使之能成为一部“大义”经典而留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