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翻看史书《春秋》的过程中，一定能在桓公二年的章节中看到：“蔡侯、郑伯会于邓”这样一条记载。不知各位有没有对此产生过疑问，为什么鲁国的史书中，会冷不丁地记下这样一次没有鲁侯参与的会面呢？虽说此前的记载中，也有过齐侯、郑伯单独在石门会面的记载，但那一次毕竟是两个大国在缔盟，盟会地点又离鲁国很近，被记录于书中还算说得通。而这一次既不是两国结盟，又距离鲁国较远，鲁史《春秋》为何要特意记录呢？
“蔡侯、郑伯会于邓”的记载值得推敲其实，之所以《春秋》会记录下这样一次看似无关紧要的会面，是因为此事与南方的大国楚国有关。这还要感谢《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先生，是他在两位国君会于邓的基础上，补充了“始惧楚也”四个字，让世人明白了这次会面的重要性。那楚国国内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郑庄公、蔡桓侯（或者扩展一些说整个中原地区的诸侯）开始惧怕了呢？咱们这就开始今天的话题。
回顾了一下之前的故事，咱们的“楚国史话”的确是许久没有开启新的篇章了。上一次讲到楚国，说的还是楚蚡冒的故事。他虽然算是楚国历史上非常特殊又比较重要的一位国君，但蚡冒的继任者——他的弟弟熊通，更是一位需要浓墨重彩、好好叙一叙的楚君。只不过，熊通的国君之位，并不是兄长蚡冒主动传位给他的，实则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楚武王熊通因为，熊通的兄长熊眴（即楚蚡冒）并非没有子嗣，他早已做好了安排，打算在自己百年之后让儿子继承国君之位。可是，蚡冒实在是不太长寿，在位仅十七年便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显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做好继位的准备，甚至年龄还十分幼小（虽然史书中并未给出蚡冒及其儿子的年纪，但从蚡冒自己及之前的几代国君在位都不长，而熊通夺位后在位50年的记载来看，可以想象出熊眴离世时还比较年轻，他的儿子应该没有成年）。正是由于蚡冒的儿子十分幼弱，熊通本身又野心勃勃，他便发起了政变，带人冲入宫中杀害了侄儿，自己登上了国君之位，即史上非常有名的楚武王（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国君）。
弑杀幼弱继承人，夺取国君之位那讲完了熊通的夺位，莫非“闲叙”你要说的楚国国内发生的变迁就是这次政变么？因为熊通是个野心家，这才让郑庄公他们如此紧张吗？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各位可以推算一下：
《史记》明确给出了楚若敖（即熊眴、熊通的祖父）二十年，平王东迁开启了东周的历史。七年后，若敖离世传位给儿子楚霄敖熊坎，但霄敖在位仅六年便身故了，君位就又交到了蚡冒手中。而刚刚咱们也提到了，楚蚡冒在位十七年，那7年、6年、17年这几个数字加起来，也才刚刚进入东周时期30年而已。这距离平王驾崩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再到郑庄公与蔡桓侯会面，又过去了10年左右。试问，熊通政变带来的威胁，如何要等到大约30年后才发挥威力呢？很明显，熊通的这次政变不是在下所说的让中原诸侯们紧张的变迁。
那熊通政变不是“闲叙”你说的那个变迁，难道是熊通在这一年称王了，暴露了他夺取天下的野心，让郑庄公等人害怕了？这个答案依然是不正确的。仍然是《史记》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点，熊通在夺得君位后的第三十一年时，宋大宰华督杀害了宋殇公（即郑庄公、蔡桓侯会面的这一年）。而熊通正式称王，要发生于他在位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中，晚于郑、蔡两位国君的邓地相会，说明楚君“称王”也与这次变迁无关。
《史记》中关于熊通称王的记载既然大家一时间能想到的这两个变迁都不是鄙人要说的答案，那在下也不卖关子了，告诉大家这个让中原诸侯们如此紧张的事件便是楚国迁都到了郢。先等等！先等等！“闲叙”童鞋，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刚才分析熊通政变及称王时，都用了《史记》给出的时间点，证明与郑蔡邓地相会无关。为何到了迁都这里，你又不认可《史记》的记载了呢？太史公可是明确说了，到楚文王继位时楚国才“始都郢”，明显比熊通称王还要靠后呢，怎么可能会是引起郑庄公等人担忧的变迁呢？
各位先别着急否定在下的结论，因为在楚国都郢的记载上，太史公可能真的出错了。首先，在下从《清华简·楚居》中找到了明确的例证，简中提到：楚武王时曾从原都城迁居至“免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免地”逐渐跟不上了楚国的发展，变得拥挤不堪，无法供应人们居住。于是，熊通便在一个叫“疆浧”的湖泽之地开始填湖建城、修建房屋，遂迁居于此成为了新的国都。
熊通决定迁居新都并且，既然“疆浧”已经不再是湖泽了，名字中的“浧”字便不太合适了，熊通就将三点水去掉，加上了“邑”字旁（耳刀旁在古文中写作“邑”），成为了人们熟悉的“郢”。除此之外，《楚居》在了告诉咱们是楚武王迁居到了郢之后，还继续记录了楚文王从郢迁都到“湫郢”，而后再迁都到了“樊郢”的过程。这恐怕就是太史公会认为是楚文王迁都到“郢”的原因，毕竟“湫郢”、“樊郢”中也带了“郢”字，只可惜这两个城邑并不是楚国最为人熟悉的郢都罢了。
这是《清华简》给出的一条线索，佐证了是熊通迁都到了郢都。另外，鄙人在《春秋左传注疏》中又找到了另一个证据，即注释中提到“楚文王徙居郢都”的说法，是《汉书·地理志》里提出的。而宋衷（又称宋仲子）的《世本》却给出了“楚武王徙居郢都”的观点。这就说明早在两汉、三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已经对楚国迁都至郢的断代产生了分歧，进一步证明了《史记》的说法并不能作为最终答案。
正因如此，把两条证据综合起来看的话，予以为《史记》中“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的观点是不太准确的。而是应该由他的父亲，也就是楚武王熊通来完成这重要的迁都。至于迁都的具体时间，《清华简·楚居》虽然没能记录下来，却刚好被《春秋》和《左传》给补充上了。这才有了鄙人所说的熊通在位期间，给楚国带来了一次大变迁（即迁都），让郑庄公、蔡桓侯为代表的中原诸侯们“始惧楚也”。那楚国只是进行了一次迁都而已，为什么就让郑庄公他们这么担忧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左传》关于诸侯“始惧楚也”的记载其一，楚国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们立国之后，一直在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到了若敖、霄敖、蚡冒这三代楚君时，更是通过东征西讨，把楚国的疆域扩大了不少，为熊通的称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郑、蔡两国相对于其他中原诸侯来说，位置离楚国更近，几乎与楚国接壤了。特别是在下此前的文章也提到过，郑国在拿下了许国一半的控制权后，楚国曾指使息国国君向郑国发兵，说明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已经显露萌芽。如此有实力的南方大国，离郑、蔡等国又这么近，还萌发了北上的野心，您说郑庄公他们能不担忧吗？
郑、蔡两国将最先面对楚国的威胁其三，楚国新都郢都的位置相对于故都丹阳来说更靠北。如此一来，楚人的野心就不仅仅是脑海中的萌芽了，而是已经有了实际的行动。熊通如此明显的动作，在郑庄公这样精明、敏锐的雄主眼里，绝对不会被忽视。再加上蔡国其实比郑国更靠南，这就让蔡桓公比郑庄公还要紧张，更促使了双方的这次会面。
现在，大家读了在下的一番分析之后，是不是也觉得《春秋》的这条看似简单的记载意义非凡了呢？表面上来看只是郑庄公和蔡桓侯的一次会面，但其背后暗含的这次楚国的迁都，恐怕才是孔老夫子想要告诉咱们的真相。那熊通已经抢下了国君之位，又通过向北迁徙至郢都暴露了野心，接下来他要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次“楚国史话”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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