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写了众多的战争，大部分为争霸战争或是与争霸有关的战争。这些战争篇章，材料非常丰富，对战争气氛的渲染，对战争双方的褒贬，都可以使人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对以武力攻伐征服的霸道与霸权的肯定。战争应该停止，但只有靠战争去消灭它。所以战争又是必需的。宋国的子罕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威的作用在于安定国家，保护小国的生存。战争是威慑不法行为、伸张正义、安靖国家的工具，无兵威，天下终将出乱子，所以兵不可弃。
这说明大国为维护其霸主的地位，并不完全放弃以武力相征伐的做法，反映了作者在崇霸思想的指导下所表现出的尚武尚战倾向。《左传》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除了上述的几点外，其他的如天人思想、伦理思想等，都可以找到踪迹。而左氏崇扬霸主，称赞齐桓、晋文之事，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态度又不吻合。《左传》开篇的第一个人物郑庄公，就写得有声有色。郑庄公以沉着老辣的手段，欲擒故纵，终于消灭了其弟共叔段的势力，铲除了异己，安定了国内，于是开始了对外的扩张攻伐。春秋初期，郑庄公是第一个敢于与周王对抗的人。
周平王要分郑庄公之权与虢公，郑庄公却来个“周郑交质”以钳制周室。周王夺郑庄公之政，郑庄公干脆以兵戎相压，在鱬葛与周王打了一仗，甚至“射王中肩”。虽然如此咄咄逼人，但郑庄公又知适可而止。射王中肩之后即鸣金收兵，夜里又派人去慰劳周王。在《左传》作者的笔下，郑庄公完全是一个雄鸷阴险而又敢作敢为的枭雄。
五霸之中，以对晋文公的描写最为出色。晋文公重耳本非太子，在晋国骊姬之难后逃亡国外，在列国流亡了十九年。在《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四年》里，作者集中笔墨叙述了重耳如何从一个胸无大志的贵族公子磨炼成为一代雄主。逃亡之初，处狄十二年，安于齐国，都未能使他有所作为。后来经历了曹、宋、郑、楚等国的流亡生活，深刻了解了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在各国经历了不同的遭遇、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显示出他的机智与成熟。晋惠公韩原战败之后，他对君位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于是极力争取秦国的欢心，倚借秦国的势力回国夺取了君位。等他安定了国内，巩固了君位，又平定了周室的内乱，他已不安分于当一国之君，而是要出来做霸主了。
艰难复杂的环境，把重耳磨炼成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昭公二十三年指挥鸡父之战，又显示了他军事上的才干。然而他又是一个野心家。他用转设诸诛杀吴王僚夺取了君位，但他又能爱民恤民，用贤善谋，使国力很快强盛起来，并在定公四年攻入郢都，在诸侯中称霸一时。《左传》中描写的这些雄主，大都能清醒地把握形势，还能够择善使能，重用贤才，终于建立了一番功业。贤臣的代表人物是子产。子产是《左传》全书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子产当政之时，郑国内外交困。
子产执政之后，进行大胆的改革。“作丘赋”、“铸刑书”，尽管遭到反对，他仍然坚持到底，终于取得积极的效果，得到国人支持。子产有较清醒的民本思想，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所以他坚持“不毁乡校”。同时又知人善任，因人而用，冯简子、公孙挥、裨谌等人，都成为他治政上的股肱。所以相比之下，子产仍然是作者笔下最理想的人物。贤臣的形象还有赵盾和晏子等人。赵盾的特点是忠于社稷、忠于国君。晏子则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爱护百姓。在《左传》作者笔下，他们的形象也相当生动。所谓昏君，指政治上暴虐无道、生活上荒淫奢侈、因而导致亡国灭族的君王。《左传》作者称“晋灵公不君”，“不君”二字，很精当地概括出昏君的特点。
所谓“不君”，首先是残民害民，无视“民为邦本”。再如莒共公，“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更是暴虐无道、弃民残民的典型。卫懿公“使鹤乘轩”，其荒淫无道，不亚于晋灵公。“不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淫乱，尤其是逾越君臣关系、等级制度与纲理伦常关系的乱伦。如卫宣公夺媳为妾，遭到国人的唾弃；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君臣三人一同私通夏姬，还要相戏于朝，寡廉鲜耻，为人所不齿。在这些“昏君”人物中，楚灵王也是一个典型人物。
楚灵王，时人谓之“汰侈”，即骄盈奢侈。他做令尹时，己有国君之仪，不久便杀了郏敖自立为王。为了满足“汰侈”的欲望，他会诸侯伐吴，还要诸侯拥护自己做霸主。其后，又一再伐吴，灭陈，俨然一个不可一世的叱咤诸侯的霸主。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田于州来，“汰侈”之气可谓达到顶峰。他到州来打猎，完全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并借此向吴国示威，还流露出求取周鼎和夺得郑田的野心与贪欲，简直近乎狂妄。子革对楚灵王的贪欲，给予深刻的讽刺，使他有所醒悟，但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的野心。
终于搞得众叛亲离，自缢而死。楚灵王成了春秋后期一个有名的昏君暴君。这些“不君”之君残民害民、淫乱奢侈的结果，往往是爆发内乱，或是招致外来侵略。因此，“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导演的悲剧。奸臣佞幸的代表有齐国的崔杼与庆封。二人可谓齐国的乱臣贼子。专权嗜杀是崔杼的本性。与崔杼的恃权专横、凶残暴戾相比，庆封则更多一点老辣狡猾。他与崔杼勾结专权，又时时准备消灭对方。
襄公二十七年崔氏发生家乱，给庆封可乘之机。庆封伪言为崔杼平乱，却乘机荡尽崔氏，竟使崔氏无家可归，最后上吊自杀。庆封当权之后，专权、聚敛、嗜田、纵酒，却又愚蠢无知，以至族人庆嗣告诉他祸将作，他还“弗听，亦无悛志”。最后，膨胀了的权势欲反而造成了他的灭顶之灾。崔、庆二人作祟，酿成齐国一场内乱。崔、庆之乱，从本质上说是大夫专权以弱公室的一场斗争，但作者的目的却在于揭露崔、庆二人恃权专横、凶暴奸猾的面目。于是，少长之间，嫡庶之间的篡弑争夺，频繁发生，愈演愈烈。这些人大都非少即庶，本无继嗣的可能，由于国君或宗主的宠爱而膨胀了他们的权势欲。这些人聚敛搜刮，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经济上的强大使他们产生了夺权的要求。对传统伦理关系的背叛，因此对他们的刻画，往往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