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周一代“德”“政”统一的“德治体系”与粲然的礼乐文化使得春秋时代的贵族君子们内具高雅的贵族品质，外显彬彬儒雅、威仪抑抑的贵族风度；
而《诗》的广为传播则为春秋时期旷世独绝、气象舂容的赋诗活动提供了蓝本。概而言之，春秋时期的“风雅精神”主要表现为高雅的贵族品质、优雅的外在风度与文雅的赋诗活动。
《左传》所记载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春秋时期的贵族，他们所独具的贵族品质，令后人无限向往与敬慕。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言：“《左传》对于当时各国的国内政治，虽记载较少，而各国贵族阶级之私生活之记载，则流传甚富。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左传·成公九年》第一次对贵族君子所要具备的品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不背本……敏以行之。”即“仁”“信”“忠”“敏”的品质。
《国语·周语下》中也概括了先秦时期贵族须遵循的一些准则：“夫敬，文之恭也……这些品质在先秦贵族身上多有所体现”等品质，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精髓，是当时贵族所普遍尊奉的价值观念，他们尊礼守礼、重信守信、公忠尚俭、谦让和顺，以高度自觉的道德自律构建了贵族的精神境界。
《礼记·礼运》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言：“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太史公认为，“礼”的作用十分巨大，是治国家、经伦理的重要手段，守“礼”则可使君臣、父子上下相孚，而《春秋》则是“礼义之大宗”。此外，杨伯峻先生也曾统计过《左传》中的“礼”，共出现过次。
可见，无论是《春秋》还是《左传》，都极其重视“礼”，将礼奉为最高准则。从总体上来说，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礼乐文化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和僭越，但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兴起，此时仍是礼乐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将“礼”与天地并称，则“礼”在春秋时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与此同时，春秋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一时期尊礼与僭礼的矛盾关系，正如傅道彬所言：“一方面表现为礼乐文化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文化被强调、被坚持、被普及的特殊时代，僭越的是制度层面，普及的是精神层面。”“礼”虽在制度上遭受僭越与亵渎，但春秋时期的贵族们在精神上仍以“礼”为普遍尊奉的行事准则。
鲁隐公三年，卫国大夫石碏谏卫桓公宠公子州吁言：“贱妨贵、少陵长……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
由此可见，遵守礼制大到可以使君臣之间和睦，小到可以让父子兄弟之间和顺有序，而违礼则会招致祸患。
这种以“礼”为尚的价值观念为《左传》中的尊礼定下了最早的基调。春秋时期的士人们将“礼”视为“天之经，地之义”，都在极其谨慎地遵守这一套礼乐制度，稍有不慎，就会蒙违礼僭越之名录于史册之中，即太史公所言之“蒙首恶之名”与“陷篡弑之诛”。
鲁文公四年，卫国大夫宁武子聘鲁，鲁文公燕享之际为之赋《湛露》、《彤弓》。宁武子无所言，也不答谢。
鲁国使行人问其缘由，宁武子言：“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宁武子认为，《湛露》是诸侯朝贺天子时所用燕享之乐；而《彤弓》则是诸侯与天子同仇敌忾，听从天子之命以勤王师，为天子答谢之乐，自己身为一国之大夫，天子之陪臣，不敢受天子享诸侯之礼。
宁武子知礼守礼的品质深受后人称赞，《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所言宁武子之“知”，其中就包含有知礼守礼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是可以企及、可以达到的，而其途径就是孜孜不倦地学习。
春秋时期贵族们对“礼”的追求与学习是十分急迫，十分渴望的。前文已提到，春秋时期僭越礼制的现象频发，而春秋贵族们在精神上始终在坚持周礼，即使是偶有僭越，或是对周礼不甚了解，也会怀有极高的热忱进行改正或者学习。
在此，鲁国大夫叔孙豹一改五十多年前鲁国在燕享宁武子时的失礼情状，以历落淹贯之语答复晋国。他认为，三《夏》是天子燕享诸侯之长的嘉乐，一国之使臣不敢听闻；《文王》之什是两国国君相见之乐，也是列国之大夫不能僭越的；
而《鹿鸣》之什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则是使臣可以听闻的，是符合周礼的，因此三拜晋侯。
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尾评曰：“鲁，秉礼之国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又《左传纪事本末》云：“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而文公四年，一朝燕享失礼载之于史册，鲁国诸大夫想必痛定思痛，而叔孙豹作为鲁国的“博物君子”，汲汲于学习周礼，因此才有五十四年后的如晋三拜。
不只叔孙豹，鲁国大夫孟僖子曾深以不知礼为憾，积极学习周礼。死前嘱托两个儿子跟随孔丘学礼，曰：“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
在春秋时期，鲁国幸有叔孙豹、孟僖子此类尊礼守礼的贵族君子不懈坚持周礼，因此才会有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才会有之后孔丘于洙泗之间设坛讲学。
而正是诸如宁武子、叔孙豹、孟僖子之侪的君子们对周礼的不懈追求，春秋之风才更显风流俊逸。春秋时期的贵族们对“礼”的坚守实可说融入进他们的血液中，甚至在仓皇出逃时也不忘完成礼制所规定的仪式。
鲁宣公十八年，鲁国权臣公孙归父企图帮助鲁宣公除去“三桓”，于是如晋求援。远在晋国的公孙归父未曾料想到的是，计划已败露，自己的家族也横遭季氏的驱逐。
公孙归父从晋国归至鲁国郊外笙地时，听闻宣公已死，自己家族也惨遭驱逐，于是“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
《礼记·曲礼》云：“大夫士去国，踰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焦循《春秋左传补注》云：“此出使君丧，复命之礼。归父既被逐，不得复命于殡，故使介复命也。”
公孙归父既已被逐，无法亲临君主之丧，也无法向君主复命，只好向自己的助手复命，从而使助手向亡故的国君转达。既已复命，又向母国而哭，望之怅然，迟迟其行，三踊而奔齐，终其一生不复入鲁。
家族被逐，仓皇出逃之际，仍希望向君主复命，知晓此后再也无法回到母国，不禁痛哭流涕，可以想见是何等悲凉慷慨！可贵的是，即使面临这种境遇，公孙归父仍不忘周礼，坚持把礼制践行下去，对此魏禧评曰：“归父遭逐而有礼，不乱不慑，所以可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春秋时期贵族们身上所具备的尊礼守礼的可贵品质，正是这种可贵的品质，才使得春秋时期列国与列国之间、诸侯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与后世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相同，有着独属于春秋时代的风雅与气度，是一个质朴、浪漫、风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