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大，到底有多大？
有这样一个梗：在一些国家，天气播报员的工作很轻松，因为一句话就能结束当天的工作。
“明天全国有雨。”
在中国，从北到南，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玩法。
“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飞舞；长江两岸，柳枝已经发芽；海南岛上，到处盛开着鲜花。”
不过，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
年前，炎帝和黄帝在黄河流域开了一个叫“华夏”的号，经过一代又一代玩家不断的练号、升级，才变成了中华民族今天的样子。
可为什么是华夏文明主导、接收了其它文明，而不是反过来做别人的小弟呢？即使中原政权处于被游牧民族掐脖子的“人生低谷”，也丝毫不妨碍华夏文明倒逼强势的一方改变自己。两宋时期的辽国（契丹族）和金国（女真族）主动将自己汉化，特别是政治制度；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鲜卑族）做得更绝，不但穿汉服说汉语，连老祖宗留下来的姓氏都改成了汉姓，比如皇帝的姓氏“拓跋”直接改成了“元”，连音译都省了。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丰富灿烂的文化和艺术等，让其它民族纷纷效仿（比如清朝的皇帝打压汉人穿汉服，自己却热衷玩汉服cosplay）。但是，究其最源头、最具决定意义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祖先强大的“踩点”和“选品”能力，选择了黄河流域这块超级宝藏地。因为这里的土地实在太松软肥沃，太适合人类居住了。
雍正临海观涛乾隆的汉服全家福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耕作主要靠石器等费力不讨好的工具(铁器要到春秋战国才逐渐普及)。土地松软意味着不用费太多力气就能驾驭粮食的播种和生长，土地肥沃意味着我们不但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这比起“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儿”的游牧民族，幸福感不知提升了多少个档次，有点像住自己的房子和住出租房的感觉。
粮食多了，就能喂饱更多的人；反过来，存活的人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土地、粮食和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来供养增多的人口。
生产方式越先进，制造成本就越低，经济就越发达。一旦技术和钱到位，什么都好说。打仗，不管是自我防御还是扩充疆域，基本就靠这两样东西-高段位的兵器和充足的粮草。
当疆域扩充、人口变多的时候，该如何保证新鲜的血液不破坏原有的社会生态秩序呢？
要知道，不管是在古代还是近代，很多人打仗的时候嗨得不行，一口一个城池，一口一片土地，把自己吃成了大胖子，却因为各种“实力配不上野心”的原因，最后走向了“暴雷”。比如处理不好新人和旧人之间的关系，参考元朝；比如有限的人力和物资根本无法支撑“诗和远方”，参考金可以灭掉北宋和辽，却抓不到一个逃跑的皇帝。
我们不难发现，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其中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当初也就那么一丁点儿地盘，也没有证据证明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就是当时中国大地最厉害的民族，比它会打的“肌肉男”部落肯定不少，可它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中华老字号第一家门店。它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启动资金，不断做大做强、即使经历了几次大分裂，都能复原成原来的样子？
前面说了，黄河流域可以让华夏族填饱肚子，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多了，就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和互相伤害，这搁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先祖“被迫”开动脑筋，发明了各种“神器”。
西周的周公制礼（中国礼仪之邦的源头），把每个阶层的人应该做的事安排得明明白白，国家进入有序运转；东周的诸子百家迎来了卖方市场的极大红利，人人都可以开设杏坛授学，最终法家胜出，各自为政的诸侯国被秦国纳入麾下；秦朝的中央集权，让国家从此拥有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说一不二的统一标准；西汉的外儒内法，儒家和法家打配合，这一打就是两千多年；此外，还有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宋朝的程朱理学、明清进一步强化的君主专制等等......不管我们作为现代人啧啧称赞的，还是不被我们理解的，都构成了中国今天的样子。
再来说说中国人创造的灿烂文化。
当然，前提还是得吃饱饭。人吃饱了，才有力气搞创作。同其它国家相比，在物质水平还算领先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国人的文化主流是“成也作诗，败也赋辞”。不会写诗的将军不是一个好画家（张飞）；当不好皇帝，也可以靠千古名句（李煜）和独创字体（宋徽宗）留名后世。得意时，作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失意时，那更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巅峰创作岁月。去年大火的《清平乐》有一条高赞弹幕：恳请宋仁宗放过范仲淹吧！他每次被贬，我们的必背古诗书又要变厚了。即使到了元代废除科举，明清大搞文字狱，文人都能再谋生路，转行写杂剧和小说。
范仲淹即将被贬，学生党准备好了吗？所以，中华民族能有今天的辽阔疆域、丰硕物质和灿烂文化，倒推到年前，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养活我们的黄河流域，说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家，一点不夸张。
现代社会很多人以“城市人”自居，看不上从事农业活动的人，这是极其无知和愚昧的，因为中华民族的底色就是农业文明。正因为有了农耕事业，我们的先祖才能安居乐业，才有底气成为礼仪之邦。在被外族侵扰的岁月里，我们也是依靠屯垦戍边，才守住了脚下的土地。
到了今天，哪怕我们已经实现了“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中国人看到土地依然两眼发光，摩拳擦掌。在南极考察站，中国科学家发挥“民族优势”，种起了各种蔬菜，连外国团队都跑来蹭饭。今年初，嫦娥五号带回来的部分月壤正式入驻国家博物馆，全世界发烧友艳羡不已，却被我们“嫌弃”无法种菜。
那么问题来了。在古代，既然黄河流域这么香，凭什么只能我们独享？古代四海为家的游牧民族可从没放弃过南下入主中原的梦想。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他们可以跟你称兄道弟、甚至认作宗主国；可一旦中原王朝内部出点幺蛾子，他们立马闻风而动。比如西晋的八王之乱，就引爆了“五胡乱华”，中国陷入南北朝长达近年的分裂。南京能成为六朝古都，也是中原政权被迫南迁的无奈选择。
在中华民族的泱泱历史长河里，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有合纵连横的制衡战、有父子兄弟反目成仇的皇权争夺战、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起义战，但有一种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史，占据着特殊的历史地位，描绘了一幅幅或大气壮阔、扬我国威，或充满悲怆、不堪回首的画面，这就是北伐战（这里特指封建王朝时期的北伐战，不包括清朝瓦解后的战争）。
所谓北伐，指的是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包括近代中华民族抗击列强对我国北方疆域的虎视眈眈；北伐，是中原人民对“家”毫不客气的坚守，也是被迫南迁后，即使生不逢时，也要保留的最后一丝倔强。
后面几篇，我将按照朝代的兴衰、敌我的攻守态势、统治者的主观态度等层面，将北伐战分成三个类别-北伐开拓战（蒙恬、霍去病）、北伐守卫战（戚继光、左宗棠）、北伐收复战（祖逖、陆游），一起来看看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北伐将领的个人命运，这些关键人物的成败又如何进一步加速国运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