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记》齐名的《资治通鉴》，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年）征淮南的历史，共涵盖16朝年的历史。
而后人颇为迷惑的是，前年的“三家分晋”算是战国的起点，再往前居然就没有了，如果说三皇五帝虚无缥缈和三代（夏商周）语焉不详也就罢了，波澜壮阔的春秋时代居然也被无视，难道“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的史家风骨还不够给司马公足够的信服理由吗？
究其原因，除了春秋的“霸道”（争霸）与后世皇权在气质上格格不入，在“资治”这个层面上毫无借鉴意义之外，还在于《通鉴》摒弃了先祖“太史公曰”的传统，只负责陈述事实，结论则留给君王。故而司马光本人对于掺杂过多作者情感好恶的春秋史料并不感冒，连带鄙视了“多嘴”的史官群体。
但同为史官，时代和立场不同，结论自然也不一样，司马光的考量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只是春秋史官从来就不是一群正经的历史篆刻家，他们的骄傲甚至不需要后辈的共鸣。
春秋史官的工作从来不局限于国家图书馆的笔耕不辍，他们活跃在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表现亦相当“硬核”。
“董狐笔”的本质：我要我觉得
以齐名的“太史简”和“董狐笔”为例，前者体现的是史官“秉笔直书”的刚性原则，后者的是非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左传．宣公二年》
公元前年，因被迫害而逃亡的赵盾在半路上收到了灵公被“弑”的消息，杀人者恰恰是为兄长出头的族弟赵穿，随后他一拍大腿--要坏事了！
▲武王伐纣：其实谁杀了谁都无所谓正义或者邪恶
果不其然，刚一回国就被太史董狐扣上弑君的帽子，并附赠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尚未出境就还是晋国臣子，自然有讨伐叛逆的义务（亡不越竟），而《礼乐》从来没有规定“合法”的弑君行为，赵穿何以逍遥？正卿义务何在（反不讨贼）？正全面主持工作的赵盾自然是幕后黑手的嫌疑人。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
史官义正言辞，赵盾无奈背锅，此事连孔子后来都不得不出来打圆场，认为二人各有各的苦衷和立场，但是将黑锅甩给跑路不够快（惜也，越竟乃免）在今天看来未免是个笑话。
其实董狐才是看懂真相的那个人：杀死赵穿立威收心的效果显而易见，却会损害赵氏的凝聚力，赵盾的姑息其实是权衡利弊后的产物，于是拨乱反正成了君臣内斗，无怪乎有后来赵氏几乎族灭的“下宫之难”了。
但是，赵盾毕竟没有弑君的实锤，甚至都没有萌生过此等念头，那么将推断当成事实的董狐是否有违史家的原则呢？
▲孔子的内心独白：有本事你咬我呀
其实不然，孔子亲书的《春秋》也同样硬核，还顺带发明了一套将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的手段（春秋笔法），通俗点说就是拐弯抹角地骂人。比如出现“荆人”时，一定是楚人干了什么不符合礼乐精神的“蛮夷”勾当，如果某贵族有官身却被直呼其名，也肯定是因为做事不地道，反之若是能够得到一个字的褒奖就值得烧高香了，无怪乎孟子后来感叹“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
《史记》上说孔子著书之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话说其所编书籍多由足下高徒们协力完成，唯独《春秋》连学问最高的子夏也不能掺和，充分体现了“一言堂”的霸道。原因并不复杂，这是一种“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霸气侧漏，毕竟人一多思想就不统一了。
同理，“赵盾弑君”可以理解为直男版的“春秋笔法”，体现的是史官的个人判断，而“董狐笔”的流传也意味着该群体具备将黑锅颁发给任何人的权利，连权臣和暴君都约束不了。
先知还是神棍？傻傻分不清楚
除了根据个人喜好下结论之外，春秋史官还不停地刷存在感，甚至参与了历史的进程。
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史记.郑世家》
这是西周灭亡之前的一段对话，王室衰微在即，不愿陪葬的郑桓公想另谋出路，他没有选择占卜，也不召集族人议事，偏偏找到了太史伯商量出路。后者也不含糊，直接告诉他东南西北方向都已经名花有主，唯独中原诸国都不成气候（贪而好利，百姓不附），是郑国的最佳发展机会。
▲《国语》中记载了十多次史官参与的预言、占卜和进谏
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是一次神预言，占据“金角银边”的齐晋秦楚成为了春秋四大强国，而郑国的桓公、武公和庄公三代经略中原，国力蒸蒸日上，姬寤生更是成为了东周第一个搅动风云的“小霸”。
太史伯体现了战略家级别的眼光，后人亦不遑多让，比如晋国的史苏在献公宠信骊姬并将诸公子送出都城之后告知众大夫“乱本生矣”，东周小朝廷的内史过和内史兴在晋国之行后分别给出了“晋惠公必无后”和“晋文公必霸”的结论。
▲春秋史官大多具备“见闻色霸气”般的预知能力
透视未来的能力听来过于邪乎，但如果告知各位他们的兼职，想必也就不会这么惊讶了。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对曰：“有之。国之将兴，其君齐明......”--《国语》
纳尼？他们还会算卦和问神？没错，这些都是春秋史官经常需要兼职的身份。虽然经常不采纳，但问问祖先和神灵的态度是先秦的传统，卜官的活跃度并不亚于史官，而“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周文王的神算能力合二为一时，到底是算作弊，还是真有神灵加持呢？
▲占卜专用的蓍草
史官硬核的传统和根源
显然世界上不会有穿越和神灵，凡事却必有因果，是关门不管是占卜还是对答都给出过切中要害的理由。
▲太史伯和郑桓公
太史伯在《国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谈古论今，分析时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史苏的理由则是夏商周都亡于异族女性（妺喜、妲己和褒姒），即“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内史兴发现历尽沧桑的重耳“四者（忠、信、仁、义）不失”，内史过则认定夷吾小人“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二者一霸一失国，也是必然。
所以，史官的先知属性来自于见识和经验，身为政治看客经历了太多楼起楼塌，闲暇之余还做一些研究性分析，当个智囊是绰绰有余的。孔子评价史苏算是了解灾难的根源（知难本矣），可谓当矣，相对于其他贵族出将入相的“行万里路”，数十年皓首穷经的史官并不虚见识。
前文亦提及，“春秋笔法”和“董狐笔”都体现了作者“我要我觉得”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优秀史官隐藏和必备属性是人品好，不然历史将会面目全非。
前文提到的董狐、齐太史和孔子显然是符合条件的，那么整个群体又如何呢？
谁都不能保证，没有人天生是正直的，需要的是永远正直下去的条件。
春秋是属于贵族的时代，史官虽然分量一般，却不折不扣是其中的一员，领地和职位均有世袭，相对于后世领工资的职业官僚多了个“财务自由”的属性；他们跟负责礼仪和丧葬的同僚一样都属于专业人士，转岗和跃迁无望，衣食和地位无忧，加之言论的相对自由，给予了春秋史官专注于本职工作的所有条件，贵族的脾气和心性也在史册身上一览无余。
▲皇权不同于春秋的“霸道”和三代的“王道”，要求全天下无条件的匍匐
他们早已不满足一个简单的历史篆刻家，更试图将个人观点扩展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舆论导向权落在君臣之外的第三方之手时，必然为自诩“资治”的《通鉴》所不容。
被司马光摒弃的史家初心
春秋之后，很少有人再用礼乐的要求苛求一个伪王遍地的战国乱世，史家的肆意挥洒逐渐消失，群体气质也趋近于写实。《竹书纪年》作为现存唯一的战国编年体史书，从遥远的尧舜禹时代写到战国末年，佚名的史官们一五一十地记下了“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这类颠覆三观的历史。
《纪年》的确更加趋近史学的根本出发点，可惜这短暂的客观很快消失，秦汉以降虽大体史实皆有定论，以“秉笔直书”为己任的史官却逐渐成了“帝王家事”的执笔人。
▲历史上的“烛光斧影”扑朔迷离，将太祖子孙赶尽杀绝却是不争，故而“八王爷”完全不可能活到宋仁宗时代。
从唐太宗经常光顾史馆并加鸡腿提工资开始，史书的确不再有史官的私货，取而代之的是帝王的私货，因为要“为尊者讳”，虽然历史脉络清晰，细节却明显被“美颜”过。比如《宋史》中赵光义在陈桥兵变后“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的桥段，笔者真心不能想象宅心仁厚的宋太祖还需要腹黑变态的弟弟来提醒他什么。
《通鉴》也不例外，从“资治”的初心而言就明显不是面向普罗大众的书籍，至于为何止步于周世宗六年，因为后面就是北伐横死、黄袍加身的桥段，立国不正的赵宋发家史有些编不下去了。
▲油画：太史公著《史记》
所以，哪怕《史记》再怎么“雄文劣史”，“赵氏孤儿”和“窃符救赵”又如何类似话剧，笔者始终偏爱“太史公曰”的滂沱大气。作为春秋史家最后的门徒，司马迁将春秋的个性发挥到极致，他给了失败者项羽以帝王的尊重（列入世家），将削藩韬晦的汉景帝写成寡恩刻薄的小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则成了穷兵黩武的暴君。
至于司马光的历史观，可概括为“纲常决定论”与“君心决定论”，在总结历史盛衰变迁时往往着眼于纲常伦理与社会治乱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主宰社会历史发展之根本力量--“道”在社会上的行与不行与君心直接挂钩，君心明则政治清，天下治，否则终归于“乱”甚或“亡”。
▲自古兴衰更替都如白云苍狗
这显然是一套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牵强的“规律”，脱离了就事论事的出发点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是将国家衰亡归结于底层民众的“潢池盗弄”和臣子的不堪一用，而君王只是无心之失，如此何来的“资治”之能？既然看重纲常，为何又剔去最讲究规矩的春秋呢？
PS:“潢池盗弄”是古代对农民起义的代称和污蔑
笔者无意诋毁司马光的史学地位，《通鉴》的纪年体的格式有效弥补了史书浩瀚带来的阅读不便，将纪传体的碎片描述进行了成功整合，不失为一本专注于世道兴衰的“良史”，只是在春秋时代的前辈面前，他的坚持未免有些舍本逐末了。
结语：史官的贡献
“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者也。”--唐.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不同于将神话当做历史的南亚邻居，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记史传统，从黄帝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下，历史架构清晰明了，文化脉络一脉相传，这一切皆有赖于史官群体的努力。
▲每一片甲骨都记载着一段过去
历史的本质从来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在于真实可靠，《纪年》写实之风是好，可惜无法延续，《二十四史》虽详，细枝末节却漏洞百出，唯有以《春秋》和“三传”（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为代表的春秋现存史料，千多年来的真实性质疑声少之又少。
原来，史家的立命之本他们并没有丢弃，孔子不会胡说什么“禅让”，董狐也懒得替赵盾解释什么，通过字里行间隐藏的评论我们甚至能够读到遥远过去的普世价值观，他们试图影响后人，也在考验着后人的判断能力。
也不同于西方的巫觋或者游吟诗人，中华民族的史官从来都是以著史为天职的国家公职人员，这是人类早期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很好地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几不可考的仓颉正是汉字的发明者，这意味着文字和史书几乎同步发明，中华民族自此摆脱了口口相传和结绳记事的蒙昧，拉开了东方文明的窗帘。
仓颉、孔子、左丘明、董狐......以及无数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史官，他们孜孜不倦地记载着中华民族走过的痕迹，让遥远的过去变得清晰可见，只可惜焚书坑儒事件和阿房宫的一把大火，竟湮灭了无数令后人击节的往事和思想，也丢失了不一样的视界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