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用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对选人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 春秋后期，晋国的实权由智家、赵家、韩家、魏家四个家族把持，其中智家的势力最大。智家的家主智宣子想让儿子智襄子（智伯瑶）做接班人，遭到家族军师智果的强烈反对。智果指出，智襄子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品德低劣，没有仁爱之心，“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但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选择了智襄子为家族继承人。智果为免受牵连，改姓为辅。
智襄子上位后，邀请韩氏和魏氏两大家族的首领韩康子、魏桓子做客。酒宴间，智襄子几次出言戏弄韩康子，侮辱韩康子的策士段规。有人劝他说，“一宴而耻人之君相”，灾祸很快就要降临到头上。智襄子听了却满不在乎。此后，智襄子又索要韩、魏两家的城池，韩、魏假装顺从，献城池于智襄子。智襄子进而贪得无厌地向赵家索要土地，遭到断然拒绝。智襄子大怒，率韩、魏两家讨伐赵氏，而对他积怨已深的韩、魏两家临阵倒戈，与赵家里应外合打败了智氏，杀死了智襄子。智氏家族因此覆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当初改姓的辅果。而韩、赵、魏三家由此强大起来，最终瓜分了晋国。
司马光指出，智氏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在选择接班人时，过于看重才能而忽略了品德。司马光按照“才”“德”有无将人分为四等：才德俱备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而在选人时，得不到圣贤，只有小人和愚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愚人，切莫选择小人。因为愚人虽然无德，却也无才，破坏力不强。小人固然有才，但没有道德底线，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和麻烦。司马光的言论虽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德才兼备、以德统才，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中选人用人的主流原则。
用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关于“用人”，司马光推崇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据《资治通鉴》记述，唐太宗即位之初，要求担任宰相的封德彝去考察和举荐人才，但封德彝许久都没有推荐出一人，还分辩说：“不是臣不尽心尽力推举贤能，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唐太宗生气地驳斥道：“难道古代的君王都是从别的朝代找到的人才吗？”
实践证明，由于唐太宗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工作，各方面的人才都陆续提拔到了合适的岗位上，朝中集聚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人才班底。在一次酒宴中，唐太宗命王珪点评众臣，王珪回答说：“要论全面打理朝政且忠心耿耿，我不如房玄龄;要论随时可以带兵出征、才兼文武，我不如李靖;要论为皇帝上传下达而能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无误，我不如温彦博;要论在繁杂的日常政务中分清轻重缓急、做到众务必举，我不如戴胄;要论通过自己的谏诤，使君主克服弱点，成为圣明的君主，我不如魏征;但我在抨击坏人坏事、褒扬好人好事方面，要比他们五人都强。”由王珪的评论可见，在唐太宗“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方针指导下，朝中呈现出了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在贞观后期的纪事中，司马光专门选取了唐太宗关于自己用人方面的五点总结，其中有一点就是“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中，有两部书是最高成就的、不可替代的，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为什么说《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性？主编《资治通鉴二十讲》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认为，这部书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治通鉴》的体例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古书，正史当中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记皇帝的叫本纪，记大臣的叫列传，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完全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下来。从战国以后，一直到北宋建国以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涵盖了很长的时段，没有一本书可以替代。
第二，《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一位严谨务实、有崇高学术理想的学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学术追求的时代，是一个最不追求某种功利的著书立说的时代。他的编纂宗旨，就是要写给治国者看。
司马迁编纂《史记》，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任何通过文字留下的记载，包括历史记载，都不等于是历史的原貌，只是一个文本。而《资治通鉴》就是一本可供各式各样的人读的通史书。
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阅读文言文还是比较吃力的。因此，向大家推荐一套好书——《白话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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