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是我国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写有科技名著《天工开物》和《论气》、《谈天》几部自然哲学著作。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宋应星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我们也能从他所著的《谈天》中体会得到。他在著作的序中一开始就明确的指出“谓天不可至手?史、星、官，造成者业已至矣，可至则可谈矣”。
他这里要指明的是，虽然地球距离天上的星体很遥远，但是我们人类还是可以能够对其进行认识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学家就都可以达到这种认识。而且我们普通大众也同样可以对天体及天文现象做出我们自己的议论。宋应星在这方面的议论主要是反对当时盛行的宋明理学的“天人感应”学说。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发展史，很早就有关于天象的研究。古人很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并根据所观察到的结果来制定各种历法。
然而历法本身也同时象征着王权，所以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会设置专门机构来掌管天体观测和历法的制定。因此，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科学遗产和宝贵的书籍，为后人研究天象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天空中的日月星辰等天体的运行规律以及一些异常的现象都是古代天文学家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古代自然哲学家研究和讨论的重点。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凡是古代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是不关心天的，不关心天人关系的。
从战国时期开始，围绕着天人关系的问题便出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自然观。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代表是荀子，他认为天空中各种不同天体的运行及其偶尔出现的异常现象都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不为人所控制的自然规律。人类只能对其进行认识和利用而不能去改变，人类应该去认识和适应这些自然规律进而将其应用于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当中。
在天人关系上，荀子主张“天行有常......应之以乱则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荀子认为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客观的自然规律。这种规律不会因为统治者是明智善良的或是糊涂邪恶的而发生改变。人们只有适应自然规律，对事物妥善处理才能达到良好的结果，达到预期的目的。
如果人们在做事过程中违反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那么便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甚至遭致祸患。进而荀子又提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受时与治世同......则不可谓至人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对天人关系方面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最典型的表达和最明确的说明。与“天人相分”截然对立的自然观就是“天人感应”说。
“天人感应说”认为，“天道”与“人事”、自然现象与人事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类思想同样在中国古代产生很早，甚至说要早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出现。早在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这类思想的表现与流露。
书中主要讲了周幽王昏庸无用，不理朝政，被奸臣利用杀害忠良，内宠妃子外宠奸臣而使周王朝的江山面临严重危机，所以上天发怒了才有了日食，以此来警告周幽王来对他进行惩罚。他的观点是，即将有灾难降临是国政及其丑恶的象征，否则就不会有日食的出现。
中外许多史学家根据推算得出公元前年9月6日正好是周幽王被杀后周灭亡之日，而那年偏偏出现了日食现象。但这只是一次意外的巧合却被当成了“天人感应说”的依据。
“天人感应说”到战国时期开始理论化。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最终成为了汉代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的一种社会意识、社会思潮，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因而后代的君主们都很注重对天象天体运行的规律及其异常活动的研究。
到了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在给《春秋左氏传》作注时也写道“春秋日食三十六......食至于既，变又大矣”。从此处我们可以了解到“天人感应说”到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引经据典为自己的错误学说寻找理论支持与依据。陆九渊与朱熹的“闽学”，特别是朱熹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在明朝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人们都把朱子奉为除了孔子和孟子之外的第一圣贤。
朱子在当时对中国古代的经典作的注和所推荐的经典书籍都是当时标准的教科书。在宋应星所处的时代，朱熹就是圣人，他所说所做的事情都是真理，不能提出质疑。这里我们应当承认，朱熹确实是一位渊博的学者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位集大成者。他在各个学科、领域，其中也包括好多自然科学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很深的造诣，很令人仰慕。
但是这位朱老夫子在哲学上却是一位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对许多自然现象所作的解释都是唯心主义的解释，显然这种解释只能供统治阶级利用，欺骗无知的平民百姓，而距离客观事实却很遥远。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崇拜是很严重的，而统治阶级又把他的学说加以利用，对其个人大加赞扬，所以想反对当时所盛行的“天人感应说”要有很大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所以宋应星要发展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当时的境况来说是很艰难的。那么他就不得不打破当时盛行的观点，逾越朱熹给他所设下的巨大的思想障碍，所以宋应星必须有足够大的学术勇气去冒这个险。而且，他很可能不被当时的人所理解，甚至会被统治阶级打压。
他违背了当时的儒学，违背了当时盛行的观点和理论，社会舆论很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他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还会被当权者处置。但是宋应星对朱熹个人上是很敬佩的，他只是对朱熹的哲学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他只是信奉真理不信奉什么圣人，不是学术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学术上的实事求是。因此宋应星小时候便立志要对当时极其崇拜的朱熹学说进行公开的挑战，好比亚里士多德当时所说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宋应星在天人关系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其著作《谈天》中就表明了他继承了先秦哲学家荀子的观点——“天人相分”的思想，并对当时所盛行的陆九渊、朱熹等人的经典著作，例如《春秋》、《左传》、《诗经》所作的注，作了原则性的批判。
“朱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环。《左传》以鲁君、卫卿之死应日食之变，其视日也太细。《春秋》日有食之，旨为明治历之源。《小雅》亦孔之丑，诗人之拘泥于天官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应星对《诗经》、《左传》和《春秋》中的一些事件有截然相反的解释，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一小段话虽然不多，但是却明确的讲了四件事，而且每件事情都说的非常准确，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首先宋应星说朱熹在给《诗经》作注时指出因为君主贤明积德行善，那么上天就会得到感动，那么就会出现“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环”。宋应星认为朱熹把月亮看的也太简单了，好像很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好像人们怎么说怎么让它运行，那么月亮就像潜在的理解人们的意思，去按人们的意愿去运行，这是不可能的。月亮运行应当有自己的轨道和遵循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次宋应星指出《左传》说公元前年3月18日的那天，日食应鲁君、卫卿之死是因为“其视日也太细”，意思就是说朱熹太小看太阳了，太阳有日食必然有它自身的内在原因，这种自然方面的原因不能归结到人的问题上来，太阳是不可能因为地球上的两个微不足道的人死去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光芒，虽然当时自然科学不是足够发达到客观的解释日食的真正原因，但是宋应星却能预见到天体运行必然有它自己的内部规律，有它自身的特殊原因，因此宋应星在此对朱熹和陆九渊都做了原则性的批判。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进步，事实证明了宋应星的学说是正确的。天体运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有它们内在的本质的原因，它们是不被人类的意志所把握和控制的，宋应星之所以要批判陆九渊和朱熹所批注的《诗经》和《左传》等的目的也就在于此。那就是指出“天人感应”说是错误的，是不合乎科学的、是毫无根据的。他们所引证的都是不对的、不科学的。
宋应星的批判精神也是可取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他作为当时明代著名自然科学家没有对日食月食做出科学的解释是很遗憾的，在这里他没有根据自己的知识举出精确的天文学论据是宋应星的不足。然而宋应星从另一个角度，从历史事实在批判“天人感应”说，显得他的论据就十分有说服力了。
宋应星从历史事实方面批判“天人感应”说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且他所列举的事实都是史书上记载的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历代的史书《五行志》中都记载着有关日食的现象。宋应星就是根据这些史实材料来批判“天人感应”说的。
首先他指出，按照“天人感应”说“主弱臣强”应当以日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无能，而他手下的臣子能力都很出众，很有才干，那么这时天象就会有所显示。那么就一定会有日食出现来对这种“主弱臣强”的现象做出解释。但是根据史实记载，情况却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都知道汉景帝时，也就是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期间，君德清明，臣民听命，社会一片繁荣和稳定，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在此期间却出现了9次日食，按“天人感应”说是不对的，不符合天道的。
而到了两汉末年，我们都知道出现了社会动荡，王莽篡权，可以说是当时“强臣弱君”的程度无以复加。按照“天人感应说”，这个时期是最该有日食出现的，但是在这20年中日食仅仅出现过两次。这些史书上记载的确凿的事实不正是与“天人感应”说的观点相对相矛盾吗？
宋应星还指出：按照“天人感应说”，如果由于幼主太小或是老主无能造成的女性掌权的局面，那么按照“天人感应”说应该是阴盛阳衰，那么理应当有更多日食出现，但事实是在唐代武则天掌权当政期间20年内，只有两次日食。而到了李世民即位后，可谓是大权独揽，后宫安定，可谓是明显的阳盛阴衰，而四年间就出现了五次日食，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解释所谓的“天人感应说”呢。
从此可知，“天人感应说”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无论是从自然方面还是从社会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天人相分说”才是客观的，才是比较科学的解释了自然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