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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岭古道通考三则

01梅岭古道其得名

梅岭,原名大庚岭,古称台岭,为五岭之首。因岭上多梅,故称梅岭,它是江西大庾县与广东南雄市的天然分界线。梅岭属南岭山脉东段分支,呈东北至西南走向,为赣江和北江的分水岭,海拔米,地势险要,“此盖五岭之第一岭也,其山延袤二百里,螺旋九磴而至顶。山极峻,登者难之”(见《广东通志》)。

图为五岭山地全景图图为五岭实景图。

梅岭得名,自古便有两种说法:其一,因岭上梅花而得名,“其上多梅,又名梅岭”(见《明一统志》);其二,因有越人首领梅鋗曾驻兵岭下,后人便称之为梅岭。不过,很多研究表明梅岭得名与梅花有着直接的关系。梅岭何时有梅,己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三国时,梅岭上已经有梅花了。东吴陆凯率兵南征,正值梅花开放,想起好友范晔,于是折梅一枝“诣长安与晔,兼赠诗日: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见冯惟纳:《古诗纪》)”据相关地方志记载,梅岭红梅一直为古南安十景之一,同为南安府和南雄府之胜景。那么,梅岭之得名应是岭上多梅的缘故。

图为梅岭主峰。图为梅岭红梅。

02梅岭古道其功用

梅岭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梅岭为江广襟喉,南北之官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见《南安府志》)。岭路开通之时,“海外诸国,日以通商”、“于是乎鑪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见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唐代,中国已经与南亚、东南亚诸国进行通使交往。到南亚、东南亚诸国的海路,主要是经由广州,而这些国家来华朝贡的使节由广州北上长安,则多经由梅岭。所以,上述岭上行走的“乎鑪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即指外国朝贡的使节。

图为梅岭驿站简介。

再者,梅岭还是重要的驿站。中国的驿站制度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驿站初创时乃专为提供官府信使食宿和换乘车马之所,后来由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它与其他公务人员或民间商贾和旅行者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早期,官府骑马飞报机务者曰“驿”或“递”;乘车和步行递送文书者曰“邮”或“传”。到了唐代,驿和传就不分了,都有为过往的官员提供食宿的这一基本职能,因此实际上就是为旅行的官员和信使提供旅途上的食宿服务的旅馆。梅岭上的驿站也充当着这一角色。

图为唐代贤相张九龄绘像。

唐代张九龄开通梅岭驿道,梅岭也就成为一个通江达海的南北交通要冲。作为官方驿道,驿路上为官府公务旅行者提供食宿及马匹的设施即驿站和邮舍也随之建立起来。唐代修通梅岭驿路时,就在路的两边设有驿站,“鑪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见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梅岭驿道上驿站沿道分布,云封寺附近的官廨就是一个例证,这个官廨实际上就是当时为度岭官员提供食宿等服务的。明代梅关以南至南雄府城,沿途设有红梅铺、小岭铺、火径铺,石塘铺、长径铺等(见《南雄府志》)。岭北大庾县明洪武初设有马驿、水马驿和小溪驿,马驿在洪武二十九年(公元年)归并到横浦水马驿,“额设站船五只,每船夫十名,马八匹,驴五头”(见《南雄府志》),可见当时规模还不小。清代,梅关南至南雄府城设有小岭铺、新路口塘、梅岭塘、中站塘、新铺塘(见《南雄府志》)。清康熙年间保昌知县李夔龙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岭下的南雄郡治“邑据南北之要,当水陆之交,冠盖相望于道,非皇华之使则握节佩印而来者。无馆以处之,风雨寒暑求一憩息而不得,非所以事上官,具主客之谊也”(见《直隶南雄州志》)。于是,他与南雄知府何勋商议将破旧的饮仁亭重新修建,作为客馆。不久他们便“清其界址,除其污壤,构堂三楹,后为寝,亦如之。旁舍若干,厨库隶役,各得其所”(见《直隶南雄州志》)。

图为云封寺实景。

明代以后,梅岭商道非常繁华,“每天过往的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见《利玛窦中困札记》)”如此繁华的商道,说明逾岭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商旅者,还有成千上万的路夫。而这些人的食宿不属于驿站的接待范围。因此,商业性的民间旅馆和商店等旅行配套设施也就随之出现在驿路之上。梅岭路上在宋代就有旅店,《独醒杂志》中就有苏东坡遇赦北归“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的记载(见《直隶南雄州志》)。

图为利玛窦《行旅中国记》。

03梅岭古道其价值

梅岭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图为“海上丝绸之路”脉络。

首先,梅岭在历史上曾是一条极其繁华的商道,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异常重要的陆路要塞部分。隋朝开通大运河,南北水路交通逐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广州也逐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于是,在五口通商之前,中原南下到广州的货物就由大运河南下,经扬州溯长江而上,抵达鄱阳湖,再沿赣江而上,入章水,翻越大庾岭进入南雄,然后顺浈水而达广州,从广东方向的货物进入中原则反其道而行之。梅岭便成为通江达海的交通要塞。在张九龄开凿岭路之前,梅岭交通要塞的地位已初见端倪,南来北往的人们多取途于小梅关。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年),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奉命开凿岭路,“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阪险之故。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非逾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见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从此,南来北往的官员商贾不绝于途。明代至清五口通商之前,梅岭上“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见《南安府志》),呈现出一派极其繁忙的景象。乾隆二十二年(公元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梅岭交通要塞的地位更为重要,商业也更为繁荣。五口通商以后,梅岭商路的地位一落千丈。年1月,大庾到南雄的赣粤公路建成通车,梅岭古商道完成了它一千多年的使命,逐渐趋于废弃。

图为梅岭梅花园区。

同时,梅岭也是著名的文化之岭。梅岭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梅岭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成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一个分界线,是时人眼中“化内”与“化外”的分界线;二是岭上的梅文化,这里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梅花风景名胜,梅岭梅花“南枝落,北枝开”,加上其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梅岭寒梅”都称雄于世,影响深远,在梅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图为梅岭风景区一角。

再者,梅岭还是一条重要的旅行通道,逐渐凸显了其旅游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岭又可被称之为“旅游之道”。梅岭上有着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历代的梅景备受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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