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曾长期作为一个正面的进步形象被世人所认知，在很长时间里他被视作戊戌变法的主导者，是近代进步人物的代表。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都对康有为的能力和在变法中的地位产生了质疑。
早年对康有为的了解很大程度是靠着康有为和梁启超俩人写的几部书，一是康有为《戊戌奏章》，康有为自称此书记录了他在戊戌百日前后的上奏，然而清朝是逊位，清宫档案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自然也包括康有为昔年的上奏。现代通过跟直接的清宫档案对比，得出此书中康有为颇多夸大虚构之言。二是康有为的《我史》（又称康南海自编年谱），茅海建教授仔细对比清宫档案和其余同时代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也得出了《我史》中的诸多夸张不实。三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梁启超显然没康有为那么厚脸皮，自己也说这部书“不免有把事实夸大之处”。
现在看来，康有为是一个颇好口出狂言且荒诞之人，这里康有为在百日变法前后有多少骚操作吧。
康有为骚操作一：毫无意义的得罪实权派
这里先讲明白一点，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挫败后，列强进入了对中国的瓜分狂潮，整个大清朝野上下都知道必须要变法了，不变法自强必然要亡国，这里包括慈禧在内的所谓守旧派，如果没有慈禧点头，戊戌变法绝无可能展开，变法要想成功，要团结多数人，而康有为得罪的很多人还不能算是守旧派，昔年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得罪人太多，苏轼不过发发牢骚，都被新党下狱，而康有为所作所为比新党更能拉仇恨。
康有为在年组建强学会，期间，李鸿章也曾想捐三千两银子入会，李鸿章作为封疆大吏兼外交第一人，而且是洋务派，是非常值得争取的对象，结果康有为嫌弃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名声太臭，直接拒绝他捐款入会。
得罪李鸿章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让慈禧认为戊戌变法必须中止，康有为是卖国之辈的原因不在于袁世凯告密说康有为准备要围颐和园、杀荣禄（慈禧准备终止变法在此事之前），而是御史杨崇伊给慈禧上的一道密折，这道密折从各方各面阐述了康有为有和孙文勾结之嫌，更是意图颠覆清朝的祖宗江山。于是慈禧这才出面要彻底中止这场变法，这件事发生在年9月18日，袁世凯的告密则是在9月20日。而杨崇伊这个小小御史背后的人便是李鸿章。
李鸿章然后是荣禄，首先说明，荣禄绝非顽固派，在甲午战败后，他努力地继续维系破产的洋务运动，改革军队、支持编练新军、发展兵工厂、修建铁路，甚至康有为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一开始都是由荣禄举荐的，更重要的是，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心腹重臣，直隶总督，手握兵权。是绝对不该得罪的。结果在这么一个人被康有为生生推向对立面。康有为初次受到光绪召见时，当时荣禄也在，按照《清朝戊戌朝变记》的记载康有为也跟荣禄聊了很久，荣禄对康有为的态度是不置可否，曾经回了一句“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意思是说他也认可要变法，但是觉得康有为的变法有些太激进了，结果这时候康有为忿然怼了荣禄一句“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荣禄觉得康有为说的一品大员是在指他本人，对此非常愤恨。
当然此处也有其他记载，比如有认为康有为不至于没头脑到直接说什么杀一品大员，而是说得罢斥大臣，但无论如此，这次交谈彻底得罪了荣禄当是事实。
荣禄骚操作二：编纂伪书
如同很多变法都要给自己强行找到古人的依据，康有为也不例外，只是他的操作要夸张得多。康有为上书变法，阐述自己的理念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年至年的六七年中他于南京讲学著书，就已经开始筹备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与他的门人弟子编纂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这里重点说《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度论》两书。
首先是《新学伪经考》，此书中的“新”字不是新旧的“新”，而是指王莽的新朝。康有为的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大体是说现下传世的经典著作，《尚书》、《周礼》、《春秋左传》、《诗经》、《楚辞》、《史记》等等等全部是王莽时代为了愚弄士人从而让刘歆所伪造和加了私货的版本！当时还有很多出土的钟鼎彝器，不光书籍，这些跟书籍相佐证出土文物，康有为的说法也是一样，都是刘歆铸造好埋起来欺骗后世的！
简单来说，康有为就是表明你们读过的书都是假的，我现在考证出的符合我理念的版本才是对的。这种行径放现在大概就是民科吧。
新学伪经考然后是《孔子改制度论》，康有为在这部书要兜售的观点是，他认为西方列强都有国教，他们的法制严明和改革成功，跟他们有国教不无关系，因此我大清也应该有一个国教。这个国教自然是孔教了，成立孔教会后，孔教会代替现在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内阁、理藩院则归礼部，然后领导这一切的大臣则由孔子的后人，衍生公来担任！
在出版了《孔子改制度论》后，康有为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康学”，基本上除了他的徒弟，其他人全部对此不以为然。
孔子改制度论骚操作三：中日合邦，请伊藤博文来华
康有为有个奇思妙想是让已经退休了的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到大清为相主持变法，再往后中日两国作为文化相近的亚洲国家，可以施行合邦，合为一国，后来伊藤博文确实在光绪帝的邀请下，到北京面见光绪帝，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主持变法，怎么可能全心全意，更何况日本早就定下“先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的战略，康有为这个建议无异于与虎谋皮，而伊藤博文到了之后，看见中国的这个时局，显然是想要把水搞得再混一些，让中国朝堂不稳，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
康有为此举更是授人以柄，杨崇伊的奏章便是以康有为建议伊藤博文来华，作为康有为卖国的“铁证”，告诉慈禧太后，此事若成，则祖宗之江山，不啻拱手让人！这正是慈禧太后绝对不能容许的。
伊藤博文骚操作四：锢后杀禄
顾名思义囚禁慈禧太后，杀死荣禄。注意，这事儿光绪皇帝事先完全不知道，光绪跟慈禧的矛盾并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情况，在甲午之战前，光绪跟慈禧关系还是比较和睦的，他不是纯粹的傀儡，相反他有部分实权派效忠，自己手中也握有相当的人事权。甲午之战，初亲政的光绪急于表现自己从而建立威望，巩固权势，因此坚决主战，然而甲午的一败涂地，反而让光绪这个刚亲政就主战的皇帝脸面扫地。之后戊戌变法，光绪颇有些急躁，要赶紧抓稳权力，跟甲午有直接关系。但是，纵然如此，光绪也远没有准备要跟慈禧来个你死我活，他给杨锐的密诏说：
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慈禧之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
意思是让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赶紧筹划磋商一个办法，既能让变法继续施行，也别让自己跟慈禧闹得太僵。
本来这份密诏是给杨锐，但康有为对外宣传时却说是给自己的，并且篡改诏书原意，把原本希望事情不要闹僵的光绪密诏说成要孤注一掷了。
光绪其实光绪在下了这道密诏后，他对慈禧的态度是进一步退让的，他随后又通过诏书向慈禧解释，自己这么久仅仅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而已，当时有很多谣言（可能是康有为宣传的）说康有为有自由进宫的权力，所以光绪特别解释了一下，并且说自己不让康有为继续在京城待着了，要让他去上海办报纸。
之后康有为说自己有第二道密诏，这个所谓的第二道密诏被史学家质疑极多，认为很可能是康有为所伪造，成为康有为后面自称是奉诏借兵救帝的证据。
总之，认为变法大概要完蛋了的维新派，想出了锢后杀禄的馊主意，这倒也不能全怪康有为，这是维新派这些人集体想出这个馊得不能再主意，直接导致光绪被囚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自己这个主谋倒是跑得快）。
戊戌六君子在年9月4日，康有为就对毕永年说：“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说真的，这里康有为既没有自知之明，历史也没学到家，张柬之是宰相，有兵有权，这才能逼武则天退位，你康有为不过一个五品官，光绪跟你实际上并没有你自己宣传的那么亲近，拿什么效仿张柬之啊？还有李多祚最后是什么下场？景龙兵变李多祚兵败身死，你还让袁世凯学李多祚？袁世凯听见了心里不添堵？
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事情可以说他可耻，但事实上但凡是冷静的人，怕都不会跟着康有为干这事儿，袁世凯手里不过区区七千小站新兵，当时朝廷在北京、天津兵力不下十万，袁世凯就这七千人马，你康有为一帮人完蛋了又连累不到他，他何苦去玩命。何况即使事成，这个软禁太后杀死宗室同样是大罪，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成济，被作为替罪羊处死。
袁世凯骚操作五：请求洋人出兵
康有为流亡之后，康有为伪造密诏，声称自己“奉密诏向外国求救”。在逃亡至上海时，9月25日，康对英国领事班得瑞说，慈禧或将对光绪不利，自己有光绪两道密诏，请英国出兵两百人以救光绪帝。斯时，慈禧非常忧惧外国干预，未审而杀六君子即是出于这种担心。康有为在逃亡途中不停与外国官方接触，触犯慈禧大忌，使光绪的处境更加危险。
戊戌六君子之死同时，康有为无论是办报纸还是他那所谓的密诏，都极度丑化慈禧，这里我倒不是说慈禧多好，问题是你之前一直说要效忠的皇上光绪还被慈禧关着呢，你在这便黑慈禧，那边光绪性命都在慈禧手里握着呢，你考虑过光绪的死活吗？康有为这做法当时国内外都在质疑他口头说是忠君，实际上根本是置之光绪的生命安危于不顾。
而在大清完蛋了之后，康有为还想过立衍圣公为虚君的奇思妙想“吾党无论旧朝如何，即有变动，吾党欲戴孔衍圣公为虚君。孔衍圣公者，孔子之后而汉人者也。”，可以说，他对外公开打着各种所谓忠君的旗号，纯粹是为自己添加政治筹码罢了，反而是他宣称效忠的君父，被他坑的从有实权变成纯粹的傀儡，再到早早去世。